第55期文章選讀:「以前我不想談這個」— 廣州一位回族女民工對性別權力關係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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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不想談這個」— 廣州一位回族女民工對性別權力關係的反思

文: 趙釗卿

「如果我是男孩子,不會讓那些人對我有看法。」張青(假名)這句話印證了人的經歷,從來都為性別左右。她說「以前我不想談這個,但是來廣州一年之後就不同了。」

張青是回族人,所有回族人都是穆斯林。穆斯林女性自幼處於無權地位。2001年七月她十六歲,從新彊離家出走,到蘭州找工作。同年碾轉到了廣州。2007年夏天, 她在一家土耳其餐廳當點菜的服務員。我透過廣州一位漢族穆斯林認識她。她向我述說穆斯林女孩的成長經歷、離家打工的辛酸 和當中的領會。她的故事,是少數穆斯林婦女自主「充權」的故事。「充權」是一個廣泛使用的術語, 但不同群體不同對它有不同的理解。我參與的《穆斯林社區中的女性充權》課題組,提出了這樣的定義 — 「充權」是指一種自主決斷能力的增長,它能夠改變不利女性的權力關系。「女性充權」就是一種增強了的質疑、挑戰並且最終改變不利女性的性別權力關係的能力。女性只有憑藉她們自身的力量 — 也就是說,要通過其作為充權主體的決策和行動 — 才能夠實踐充權。

質疑和挑戰既定的性別權力關係必須是女性自己進行的旅程,張青已踏上這個旅途。

由於家裡女孩多,加上父母之間出現問題,張青和妹妹在新彊自幼由祖母帶著。她說父母的問題「也許是太多孩子的關係」。媽媽不喜歡新彊,喜歡寧夏,爸爸又不喜歡寧夏,喜歡新彊,所以分開了。她和妹妹在新彊。直到七、八歲才讀書,上一年級,要帶妹妹回校。一至三年級都帶著她。平常回家就自己做飯,為爺爺、奶奶、爸爸做飯。還要照顧妹妹。「要洗衣服,從小自己做事也習慣了,不習慣靠別人。因為從小就沒有靠過。」

到廣州打工後不久,張青把大姐姐和大妹妹叫了來,還管著她們的收入支出,儼如大姐姐。離家工作,為姐妹安排工作(後來把弟弟也叫了來),替新彊家裡開了衣服店,並負責還債。經濟角色使她的自信增加,自我價值提高。她這樣自我評價:

「我的同學百分之八十上大學,百分之二十是高中生,我是初中生。他們很多人的發展也比我做得好。但我跟大學生比思想,我肯定比他們好。比知識、理論當然差他們,因為他們學了,我沒有。可能是安慰自己,「我可以學,肯定比你好」。我自己懂得很多,都是自己學的。他們只是用父母的血汗錢買回來。我不用花,是自己去領略的。我的生活經驗肯定比他們多…… 我本來就是外來人,來這地方打工,別人看不起你,自己看不起自己…很難生活下去。沒有文憑、沒有金錢、沒有身材、沒有美貌。本來我是「三無人士」; 沒有金錢、地位、相貌。不過我的生活經驗挺豐富。起碼可以自己讓自己開心一些、很滿足。我自己幸福、自我評價良好…. 我的財富是我的經歷、見識。…..沒有選錯路。」

張青並重新檢視自小因性別之故而遭受不合理同的待遇。當然她沒有也不會用性别權力關係這種詞彙,但從她說「以前我不想談這個,但是來廣州一年之後就不同了」,和她的堅定語氣、堅強的表情,任誰都會感受到她固有的性別不平等的不平則鳴。她稍為提高聲調,帶點激昂地說:

「如果我是男孩子,我爸媽應該不會讓奶奶把我抱走。以前我不想談這個。但是來廣州一年之後就不同了。……..因為我是女孩子,所以才把我抱走。以前家長會的時候會很頭痛。,我爸是一個小販,我媽又不在身邊,爺爺奶奶不識字。爺爺放羊、奶奶有很多家務做。所以我每次也沒有家長,只有妹妹陪著我。我覺得如果媽在旁邊多好,或者是男孩子就不會受到這個待遇。…..還有一個,我現在剛出來打工,老家的人會對女孩子說些什麼? 如果我是男孩子,帶個女孩子回家人家會說我有本事。如果我在廣州帶一個男孩子回家,別人會怎樣想?人家會說,『沒有經過爸爸的同意就這樣。』如果我是男孩子,不會讓那些人對我有看法。女孩子好像沒有什麼能力,好像花瓶一樣。」

當然,張青的自身力量不能一一扺抗穆斯林的不平會等的性待遇和價值觀。上面的說話,也隱隱然透著無奈和附合。回族女子出外打工,往往被誤解為容易沾上城市女孩愛美容打扮的習氣,甚至被標讖為不三不四的女子。在這方面,張青仍受制於穆斯林傳统觀念,不但不抗拒、挑戰,反而以附合行為鞏固它:

「我姐姐、妹妹回去的時候,皮膚也很白,還以為我們是在廣州做什麼的。我們回去的時間是怎麼來的,怎麼去。…… 白了一點,好看一點。人家看到我們,知道我們都沒有變。其他人回去時把頭髮弄得又黃又曲,家裡的人看不慣。老家的要求是人要本份,不要亂來。像古代的,女要三從四德,女的不要花俏,這樣不好。現在大部份人也知道,我們是好的。對我們改觀了很多。剛開始時別人說三道四。」

    這恰恰反映了剝削女性自主的力量多强大。

回族女子多在17、8歲左右由父母包辦婚姻。我訪問她時,她24歲。過去幾年,每次回老家都和應父母要求去相親,但始終沒有遇上看對眼的,父母也不勉強。我想,如果張青不是家中的經濟支柱,如果她沒有對固有的性別不平等進行反思,也許她的婚姻已被包辦了。

張青談及將來時說:「我媽說 “一條窄路走慣了,給你大路也可在上面走。但是給你一條闊的路往前走,有一天發生變化,你不一定可以在上面走得穩當。” 我喜歡現在。我可以應付得了走大路。」

對,她可以應付得了走自主充權的大路。

作者為香港城市大學亞洲及國際學系副教授。本文內容取材自作者參與香港城市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穆斯林社區中的女性充權:性別、貧困和由內而外的民主化》課題組中國廣州的研究資料。課題組由英國國際發展部資助, 唯文中觀點並不代表英國國際發展部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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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期文章選讀:旅遊的意義:充權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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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的意義:充權的可能

文:michelle

「男主外,女主內」這類的言辭,以至生活上實際的分工,加上紮腳這類習俗,往往反映或加強我們的性別定型:女性屬於私人領域,男性則主管公共領域。內與外的界線在旅遊這個主題下,卻變得模糊因而引起我的興趣。

事實上,翻查歷史,女性並不是沒有出遊經驗的,雖然我們所得的少之又少。在中國歷史上,女性的活動往往受幾個因素限制:

  1. 完全受社會束縛:在宋朝,女性基本上是不被鼓勵外出的,甚至有紀錄證明有女性為了不被外面的男人見到自己,連發生火警時都不逃走。
  2.  有男性陪同:到了唐朝以至明朝,情況就隨著經濟狀況的改善而好了一點,而且女性多隨父親或丈夫一起到某縣城當地方官,而得以觀光和遊玩。
  3. 為了完成責任:在明清時期,寡婦會把在異地死去的丈夫的骨灰,帶回家鄉去
  4. 為了鞏固男性權力:昭君出塞是人人皆知的故事,它說明了部分女性出門遠行,是因為嫁到遠方去,而自身幸福還不是最終目的。
  5. 為了逃難或找生計:以前有不少妹仔和馬姐,跟隨主人來香港工作和生活。

從 以上所見,在中國社會,女性出門大多數都是在非自願、受生活所迫,或社會約束的情況下而進行的。這一些的移動,都稱不上是旅遊。時至今日,香港女性經濟越 來越獨立,旅行亦成為越來越多女性最捨得花費於其上的服務產品 ,那麼究竟這種自願、自助的旅遊方式,對這班女性來說,有何意義呢?與以上所提過關於女性移動的背景,又有怎麼樣的關係呢?

女性自助遊的期望

為了得到答案,我在2004-05年內訪問了21位進行自助旅遊的女性,當中有11位是單獨出遊的,其餘10位則是與同伴一同出發的。在她們出發前和旅行 後,我都會做深入訪談,而在旅程途中我則要求她們記下一些所見所感,以及與何人接觸之類的細節。受訪者都自認為是「自助遊」(independent travel)才會接受訪問的,而她們主要都是以「沒有一個特定的人從旁指導、安排和講解」來作自助遊的界定,這已開始表明這群女性喜歡自主性較高——能 自行尋找所見事物的意義的空間——的旅行模式。

11位獨自出遊的受訪者,出發的動機都不同,例如:選擇到印度和內地的,是因為想訓練自己, 無論是體能上還是獨立性上,都希望自己有進步,有所跨越;到日本和台灣去的,只是為了當不同的自己,例如平日很準時整潔,在旅途上就換成懶洋洋的人;到緬 甸去是為了一睹神秘國家的風貌;亦有純粹想去太平洋海域潛水,看美麗的水底世界。這班受訪者對自己的肯定本來就不算低,認為旅遊可以更加提昇自己應付逆境 的能力、為自己的生活添一點刺激或樂趣,以及增加自己的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和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

10 位與同伴出發的受訪者,比較重視該次旅程能否與同行的人聯誼,或增進感情。基本上她們在旅途上都不會認識其他人,這是與11位單獨出遊的受訪者最大的分 別,這亦解釋到為何後者比較能為自己下一次的旅程「舖路」。而選擇與同伴一起出遊,亦反映出對旅程有別於「培訓自己」的期望:由於獨自去會比較危險,常感 戰戰兢兢,因此想找個人作伴;有朋友一起去,也可以分享快樂。

承接「危險」這一點,受訪者包括獨自出遊的女生往往會告訴我,她們聽到什麼樣 的驚嚇故事:「朋友的朋友在某年某月某日在機場被人刺死了」、「有日籍旅客在印度被強姦」等等。一般來說,都是父母和朋友會用上這種恐嚇手段(scare tactics),阻止受訪者獨自出遊。有受訪者更會在路上收到家人的電話,要求她馬上回家,為的就是避免家人擔心下去。這與我在聚焦小組中,聽到來自男 性的聲音很不一樣:他們全都接收到父母和朋友的鼓勵,認為作為男生的該出去闖一闖。

恐嚇手段的出現帶來了一個吊詭的情況:這一類故事反而增加了旅程的危險味道,使受訪者最終能順利完成旅程時,更有滿足感和成功感,而這正正是受訪者所追求的。另外,一個外來的女子單獨在外,有時反而會為她們帶來多一點的關顧和優待,當然亦無可避免地帶來一些不善意的騷擾。

自主旅遊的價值

這些女性旅遊者都是在沒有男性的陪同下,自行安排行程、住宿等細節,並為自己的旅程搜集相關的資料,用自己的眼睛和體驗去了解世界。這就是受訪者在完全自 願、自主和享受的情況下,所進行的移動。這種移動有學習、遊玩、探索、訓練體能等元素在內,很豐富,亦為部分女性增值——文化資本和象徵資本的提昇,不但 令她們更有自信,更成為朋友眼中的「旅行專家」、被查詢的對象。透過這種由過程中憑自己能力去克服困難、到回來後成為別人的參照,繼而參與定義旅遊的方 式,這些女性旅遊者某程度上達致了充權(empowerment)的效果。

充權既是一個過程,亦是一個結果。 在旅遊這個過程中,女性把賺回來的錢花在自己的身上,並且不以女性的角色為別人服務,而是以女性的身份去享受假期。旅遊歸來後,這些女性旅行者又能到別人 對其能力之肯定,對其經驗分享之期盼,甚至開始透過這些文化和象徵資本的增加,作為香港女性自助遊的牽頭。以前的充權模式是無法處理旅遊這個問題的,因為 表面上她們離開了原生的社會,似乎沒有改變甚麼,可是正如Henderson等研究者所表示,進行休閒活動令女性暫時離開自己的崗位,忘了時常被賦予的照 顧者角色,用自己選擇的方式去輕鬆,去建立自己的網絡,也為女性帶來重要的意義。 我的受訪者透過旅遊展現女性的獨立性和能力,通過參與各種冒險性(risk-taking)的活動,為自己建立能力感和滿足感外,更慢慢改變社會整體上對 女性的一些看法或偏見。

筆者完成此研究,希望可以為舊有的充權模式,加入空間的元素,使圖像更立體化。同時期望在眾多較負面的關於女性移動的故事中,添一些正面的故事,看出其他可能性。

  •   《經濟日報》(12/05/2005) 的「男愛買手機 女喜外遊」的報導中引述2004年一項調查,顯示有百分之七十八年齡介乎20至54歲的女受訪者,平均月入港幣20,300,表示最喜愛花錢於其上的產品是旅遊。這個數字超越了化妝品。
  • Rethinking Empowerment. Papart, Rai & Staudt., 2002:4.
  • Both Gains and Gaps. Henderson, et al. 1996

第53期文章選讀:穿梭於城鄉之間的貴州苗族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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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梭於城鄉之間的貴州苗族婦女

文:黎佩炎

我的研究是關於貴州少數民族女性外出打工對當地的意義。選擇苗族的一個社區作研究純粹是因緣際會,因一些朋友已在當地做了一些助學及支援社區的工 作,在二千年我首次有機會跟他們去貴州西部大方縣的一個農村作考察。那次旅程給我的感覺既新鮮又特別。那是一個四月的春天,從刻板的辦公室請了一個星期的 大假到一個從未到過的省份,沿途是一大片、一大片的金黃色的油菜籽花田,遠處是綠油油的小山丘作背景,這是一個還沒過度發展,未被過分污染的地方。但深山 裏貧窮的景象卻又很讓人握腕。之後,我再去貴州時,就是去了我的研究地點─黔東南裏的一個苗鄉。那裏的生活條件比黔西較好,沒有缺水的煩惱,是貴州罕有不 受咯思特地形影響的地方。咯思特(karst)地形就是一水蝕石灰岩地形(最極端的例子就是桂林的山景),石灰岩並不能吸收水份因而造成土地貧瘠的地質。 因爲得天獨厚,黔東南的苗族有更歡快更強的個性。因爲在山裏與世隔絕,所以保留了很多古樸而又多姿多彩的傳統,有一種獨特的和周遭環境渾然天成的魅力。

這種獨特性和文化,既和他們地處邊陲,亦與他們住在深山,一個村和另一個村之間可以隔好幾重山的距離有關,因此每一個村皆可以決定自己的一些做法, 例如每一年的苗年都是村裏面自己按自家完成收割的日子所訂定的。年青人可以「串村字」,過完一個村的苗新年,可在再去另一個村過苗年。村和村之間既遠且 近。苗人歷史上既和中原遠隔,不大受傳統禮教所影響,對年青人談情說愛秉持一種較寬容的態度,會給與一定的自由與空間。傳統的苗寨都有一塊空地叫「遊方 坪」。 「遊方」的意思是類似我們說的約會。遊方坪就是供年青人談情的地方,但傳統的遊方在遊方坪裏不是甜言蜜語,而是要男女對歌。這就考驗年輕人的急才與機智。 現在遊方坪沒有了,反而年青人仍會聯群結隊的在農閒和過苗年時節的晚飯後,在依山而建的苗寨裏,走在陡峭的只可供一個人過的高高低低的山徑上,人手一個電筒到不同的苗屋外吹口哨示意內裏的苗家姑娘出來。從沒有路燈、沒有電話、沒有電視的苗村子走上山坡,在最簡樸、最恒古的月色和星光下游方。

 

是的,我得承認我是在浪漫化苗人的生活,但在文化上我卻確實覺得,他們有很多很獨特的地方,是比中國傳統寬鬆,又和西方文化很不一樣。這種對異色的吸引,可能帶有偷窺的味道。但另一方面,我仍在調校著自己應該怎樣去理解一個不同的民族,而這民族基本上已和我同屬一個國家。我有時候會想像若我是一個藍眼睛白皮膚的人,當我面對一個中國人時,我是否也會有一些我面對這些苗族朋友時的的一些想法,有時我也會對自己及白人開始感到很懷疑,因爲我們確是很容易 持著自己的強勢,而向別人指手劃腳,自己高高在上的跟別人在一起。

作爲一個外人,還是一個主流的,沒有很厚重中國文化歷史根基的香港人,我想我難免是有一點透過他們來瞭解中國歷史的傾向,而某程度上這種視角讓我覺 得很多主流理解中國的觀點,一放到他們的實際情況及他們的歷史脈絡裏,就會顯得到很不一樣。另一方面,我想在我漢人身份及他們少數民族身份差異上,我仍沒 有很深刻的反思,這亦是我在論文口試時,校外評審導師(external examiner)給我的一記當頭捧喝。或者某程度上我得承認相對於西方文化,我是習慣了以一種弱勢的他者身份定位自己,當自己成爲了強勢的一方時,我覺 得自己還未有很好的反思和處理當中的不對等。

我想因直覺其中的複雜性,在我的論文中我是刻意迴避去處理這一點,所以我比較集中討論社會經濟層面上的東西,至於文化、民族上,我在論文中是比較傾向較爲籠統的把苗族作爲一個經濟上被邊緣化的群體來理解。

至於有關我的研究,當然困擾著這些少數民族朋友的其中一個重要枷鎖就是他們物質的貧乏。尤其在貴州西部的山區裏那種赤裸裸的貧窮是隨處可見,讓人心 酸的。而在黔東南較好的自然條件下所孕育出來的絢麗文化亦在接觸外人的目光時,缺乏應有的自信。某程度上這些少數民族農村朋友外出打工讓他們不用因爲交通 閉塞而受困于深山之內,窒礙了自身文化的發展 ,其實也算是一個自然的過程,亦不算是不好。但另一方面我的研究亦發現,因爲少數民族已婚婦女之前一般沒有接受過很多教育,這一輩二十多三十嵗的大多是一 定要跟丈夫一起才外出打工。這種現象所造成的留守兒童及留守老人問題就顯得更加尖銳。另一方面,我所研究的社區裏的打工者,很多只能從事最苦的工作,例 如,建路,建房,鍋爐工(即在磚場或鐵廠工作)或者輕工業,目的地不一定能夠集結成群,所以更加讓他們有時候顯得流離失所,比一般在成衣工廠打工的情況, 有時候更加坎坷。這種要在目的地社會謀生的方式,完全缺乏保障及依靠。加上他們語言的隔膜,令他們的打工生涯更苦,並和目的地社會格格不入。

最後一點補充。最近看了臺灣有苗族血統的學者石之瑜的有關中國和全球化下的民族主義的探討很受到啓發。石是站在一個很批判的角度談這個問題,很自覺 西方社會科學傳統對非西方國家抽空的社會科學研究所造成的嚴重的高層次的影響。他結合了後現代理論、後殖民理論、婦女主義、國際關係理論、來對中國(包括 貧窮的西南少數民族地帶)和兩岸三地的發展作出他獨到的見解。我還在看他豐碩的一系列的著作,但他其中的一個觀點讓我深思,就是民族主義在這個全球化得爛 透的世界裏,可以是一種歸屬,而不一定是一種非理性的現象。但前題是我們得很清楚認識很多西方價值和概念與中國文化與概念的不接軌。我覺得這不全是一種簡 陋的中國國情論或文化相對主義論。放在一個有多個民族,有悠久歷史而又曾被侵略殖民的國家,民族主義的意思是不是一定是愛國主義?多元的民族主義可以是怎樣?又會不會是可行的?這裏面有很多值得深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