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期文章選讀:拆解迷思

1 則迴響

拆解迷思:在香港求醫的真實經歷

米生病

病是人必然體驗過的生理反應,因此求醫定當是每個成年人所經歷過的事。不知道你有沒有發覺,在香港,穿著白袍的醫生卻與白雪公主相差甚遠,反而時常像童話中的後母、易怒的小矮人、甚至魔鏡背後的那把聲音呢?我們找來一堆求醫小故事,把醫生形象拆解下來,看你們找到多少共鳴。

迷思一:公立醫院醫生定必邪惡?

公立醫院醫生對病人的態度,一般都是「我忙得不可開交,你別要來煩我」,我們求診的,擺出一副可憐相,都不會有人來協助。而每次與醫生會面的時間,一般都不會超過八分鐘。雲媽媽因為切除甲狀腺腫瘤後要定期到公立醫院去覆診,有部分醫生態度非常惡劣,隨便拿著「排板」翻兩翻,問病人一句半句便下診斷,言談間亦暗示七十歲高齡不值得投放資源去處理,因為「嗰頭近」。不過醫生在病人有子女陪同的時候,則總是收起平日的面口,態度變得較有耐性亦解釋得比較詳盡,令人懷疑醫生總是看病人的背景來選擇擺出怎樣的嘴臉的。

筆者有一次因為抗瘧疾的藥物帶來了嚴重的副作用,覺得身體怪怪的,到私家醫院去求診,鑑於之前求醫的不友善經歷,筆者在醫生面前主動提到自己學習過的生物詞語,時而夾雜英語詞彙,企圖令醫生感覺自己為「有識之士」,願意仔細分享多兩句。結果醫生在閒聊幾句,得悉我剛去完旅行、服食過抗瘧疾藥物後,真的從書架上拿來藥物書,翻到相關頁數,讓我這個病人自行閱讀那種藥物的副作用。筆者透過展露自身的教育程度及學識,第一次如此「成功」地在一個西醫的診療室內,有份「參與」求得如此清晰的診斷結果。

迷思二:看婦科更適合看女醫生?

在某些情況下,我們可能會以性別選擇照料我們的醫生,例如筆者有朋友堅持要由女醫生來接生。到私人診所去看普通疾病的,我們則較不在意其性別,當然我們排除不了某些人對某種性別有種權威服從性心理。小艾倒有一個當下很生氣、但回想起來會捧腹的經歷。有一次,她大腿內側起了一些類似濕疹的顆粒,痕癢難擋,於是到一名女私人執業醫生的診所去求診。醫生檢查完後,提出「這可能是性病」的懷疑,小艾馬上回應說:「這不可能是性病啊!」,那名女醫生竟立時駁斥:「是不是性病,不是由你來說的,是由我來定斷的!」潛台詞就是:在這兒我是權威,you’ d better shut up,即使是性病這種與性生活如此關係緊密的疾病,都輪不到病人來發言。

迷思三:西醫比中醫更專業和科學?

阿美的母親是中醫師,自行開業招呼街坊的那種。據阿美的觀察,許多病人在求診的過程中,把自己的不快經歷吐出來,並得到關心,似乎改善心理的狀況,能令生理上的疾病也獲得治癒。這些街坊亦往往愛把阿美母親的診所視為社區中心,在那兒聊天、閒坐、建立關係,也許這也是「治療」的一種吧?筆者尚算年輕,卻也在五年前由西醫轉向中醫,因為我跟自己的那位中醫師很「夾」:他會問我最近的生活、飲食習慣,亦會考慮到我的生理需要例如來潮,去開藥以及調較藥的重度。每次傷風、感冒,我都幾乎是吃一劑藥便去了病的一大半。

故事說到這裡,有沒有覺得那些公立醫院的醫生,與易怒的小矮人沒兩樣?私人執業的西醫或中醫,只為診金而完全不理會人感受的,亦有如童話中市儈無良的後母?自恃權威、不讓病人發言的態度,像為美麗定義的魔鏡般霸道嗎?其實故事中的主角,是編者找來的人,他/她們分享到自己的求醫經驗,而那些主角可以是你是我。

對於醫療制度,我們都有一些迷思,這些迷思有如童話故事帶來的一些定型與偏見。事實上當我們問清楚自己,在求醫時渴望得到的是甚麼,我們不難見到自己對求醫時在本質上不變的要求,那就是被人聆聽、尊重,確認自己作為病人是有知道自己身體正在發生甚麼事的權利。這份感覺,是無論男女、有知識或不識字的,都期望可以在求診的過程中找到的;我們亦相信,只有這樣較全面去了解一個人,才能為他/她下正確的診斷,從而對症下藥。對於某些人來說,治療甚至乎是一個過程多於一個結果——參與過程就已是在療傷了。

第56期文章選讀:照顧者的日與夜

1 則迴響

照顧者的日與夜

Gillian, Emy

女性往往被視為照顧者的不二之選,這種想法不只植根在我們的社會,也是不少女性的想法。今期《女流》邀請了要照顧父親的Amy和要照顧母親的Jude–兩位作為照顧者的女性,和讀者分享她們作為照顧者的感受和反思。

Amy的故事 :

知道今期的專題是女性與醫療,想起早前新聞報導一宗妻子殺死長期患病的丈夫再跳樓自殺的個案,覺得現存的醫療保健制度,除了對病人本身的健康及經濟負擔有明顯的影響外,對於照顧者的影響亦都相當巨大。

我的父親八年前中風,之後半邊身不能行動,需要長期住在療養安老院裡面,在他中風後的康復期,主要是由我帶他接受各項復康治療的。所以我很能夠明白到上述報導中的那位妻子(作為照顧者)的感受。在我多年照顧父親的經歷中,有幾天是特別深刻想與讀者分享的,就讓我以日記形式跟大家分享…

2002年11月30日(晴)

父親中風出事已經一個月,剛剛由醫院轉往復康療養院,由於我曾經向醫生透露父親出事前一直都是獨居,而我自己亦有一份全職工作,這便意味著他出院後不會有人在家裡照顧他。所以,在醫院社工的轉介下,今天我便按照預先約定的時間,到社會福利署保障部,申請領取傷殘津貼,以入住私營護理安老院。

接見我的社署社工,在核實了我的身份後,第一句便問︰「你結左婚未?」冷不妨有此一問,我只能據實回答︰「未。」社工冷冷的看了我一眼,然後搬出一套什麼中國人的傳統都視供養父母為盡孝道的大道理云云……我猜大概是向我暗示,既然我沒有其他家庭責任,又是女兒,實在沒有理由不負起這個責任吧。

但我只是剛剛畢業,經濟能力實在無法負擔讓父親入住私營安老院的開支,而政府資助的安老院,除非情況特殊,根本不可能在一年半載之內可以輪候入住,那麼,我除了在專業社工的白眼下,簽一張「衰仔紙」外,還有什麼選擇?

2003年1月10日(寒冷)

雖然父親還有其他兄弟在香港,但他們的探訪次數,實在屈指可數,理由亦不言而喻︰要養妻活兒嘛。他們每次來到安老院,最常送的是橙。他們根本不知道,要半身不遂的人,單手剝橙皮,或者用生果刀切橙,難度很高,也許他們以為,既然有我照顧父親,這些事,當然由我來做。

今天向公司拿了一天的年假,和父親到東區醫院覆診,我們從灣仔出發,原本最方便路線是從灣仔坐8號巴士前往,連同步行和候車時間,一般人只需要40分鐘。但輪輢使用者,在柴灣道的長命斜下車,卻要連人帶輪椅花十分鐘,慢慢推上長命斜,再推十至十五分鐘的下坡行人路,才到達東區醫院的大堂。

另一選擇是預訂復康巴士,但需要1個月前預訂才有名額,而且我們的覆診時間是上午10時,早上7時便要上車,因為巴士要前往多個不同地點接客。幾次覆診下來,我決定坐的士前往。但因為父親中風情況實在嚴重,每次由輪椅移至的士後座的過程,都驚險百出,險些跌倒在的士和行人路中間的地上。幸好這次遇上願意幫忙的司機,我才不用自己一個把輪椅舉起,放入行李箱內。對於身高不到160cm的我,這差不多是等於進行一個叫「挺舉」的奧運項目。

公立醫院門診,是十分擠迫的。我們覆診紙上註明預約時間是10時,實際輪到我們診症,已經是11時15分,中間父親己經上了三次廁所,每次都因為擔心錯過了覆診叫名,只能匆匆完成。但診症時間卻只有5-15分鐘,然後馬上跑到藥房輪候配藥,多等40分鐘至1小時取藥,才能離開醫院。但這時已是中午,反正回程也要一個多小時,便在醫院的飯堂吃過午飯才回去了。

我自己體力已經比一般女性好,都覺得每次覆診之後,很累,既是推輪椅的累,也是那無止境的等候和擠迫的候診大堂,讓我精神上覺得很累。一切,都只是為了那不到15分鐘的覆診和數包西藥。

2003年4月12日(天陰有雨)

今天,公司開會,正在談工作安排時,老闆突然說︰「我們手頭的工作很多,又有人家裡有問題,恐怕不能完成所有工作……」公司裡只有三名員工,除了是指我之外,還會是誰呢?我一時間不知如何反應,因為自己從來沒有覺得準時下班去照顧自己的親人,會是「一個問題」。

每個人也有自己的家庭和生活,假如我準時下班是因為要照顧初生嬰兒、或者進修,那還會不會被看成是一個「問題」?我頭一次感到,生病的人和殘疾的人,就是這樣被社會排拒,只可以被視為「問題」、成為我們的「負擔」。

2003年5月30日(炎熱)

父親已經從剛入院時神智不清,以為自己只是不小心撞傷了頭,故不斷嘗試從椅上、床上用兩腳站起來走路,然後跌倒;到開始明白什麼是中風,學習使用助行器具,進步可說是不少。因為我從不少資料中讀到,中風後的首半年是最大機會恢復的,我決定花半年到一年的時間,除了讓父親接受西藥和復康的物理治療外,亦隔天帶他到一家中醫診所去做針炙治療,與及每天請附近的中藥店煎中藥給他喝。不用到診所做針炙的時候,還要軟硬兼施的讓他多練習走路、替他按摩因缺乏活動而長期繃緊的手臂。

此外還要照料他的飲食,父親中風後由於活動大幅減少,亦影響了腸臟的蠕動力,結果中風後經常便秘。加上他從小到大的飲食習慣,完全沒有任何蔬菜纖維;老人院提供的水果,他不是嫌太酸、就是太硬;蔬菜不是太老、就是太苦。我唯有另外購買餐廳的白灼菜心和貴價可口的水果,還要切成一小口的大小,他才免為其難地吃完。

晚上回到家裡,已經十時多,換過衣服,倒頭便睡。

2003年12月26日(晴)

我留意到,父親對老人院的抱怨,似乎愈來愈多,開始時是餸菜,後來是護理員的辦事效率,到後來連院友亦成為他的投訴對象,甚至試過動手打人。我懷疑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因為身體殘障、失去工作及活動能力,本身已有不少心結和情緒困擾,才把情緒透過這些投訴發泄出來。

而我對於他每天向我致電少則四五次,多則十數二十次,每次均作出各項要求和追問行踪,使我感到很大壓力,覺得他把我當成是他隨傳隨到的工人,稍有怠慢,便加以斥責。

友人曾經跟我提過,最近半年,我的手提電話一晌,我還沒接聽,便看到我下意識地深深皺了一下眉,好像很討厭手提電話的樣子。

也許,自己的壓力真是太大了。既然父親的情況已經好轉,我想,我也是時候考慮重整自己生活的時候了。

Jude的故事:

我從小就害怕母親生病,更甚於自己生病。

我害怕是因為我承受不了。小時候,母親是我唯一的守護者,若她病倒了,我哪有能力治癒/照顧她?而最深藏心底的恐懼,就是怕失去她。

母親不單照顧我,還照顧姊姊的一家,三個姨甥都是她一雙手帶大的。她是我們的守護天使,也是無怨無悔無償年中無休的阿四。

媽媽入院了…

去年五月,母親病重,一家兩代人長年累月的照顧者,住了三星期醫院,變得連自己也無力照顧,我和姊姊必須承擔的時候來臨了。

過去雖然每天都通電話(都是媽媽打給我),我自己隔一、兩個月才去見媽媽,而媽媽從來不多要求,只要見了我便高興。

媽媽因心臟衰竭入院,住院期間需要插氧氣喉、尿喉,出院後自我照顧和行動能力大不如前,而且開始記憶轉差,不記得是否吃了藥;不記得街上跟她打招呼的人是誰。

自從媽媽出院以來,我盡量隔天去看她,給她洗澡;帶她(推著輪椅)去公園或是附近的商場逛逛。去醫院覆診,亦由我包辦。不過,日常的起居飲食、服藥、量血壓,晨昏定省都落在姊姊的肩上。

姊姊的困擾和不安…

姊姊比我年長十幾年,老實說,我和她之間也有代溝,如果不是因為合力照顧媽媽,我們不會經常見面、通電話,而是一如既往的各自生活。

近來,我漸漸能從姊姊的位置去想……她自己也是一個年過六十的退休老人,姊夫雖然很願意做家務,燒菜亦有一手,但畢竟已年屆七十,而且患有長期病。同一屋簷下,一個老人去照顧另外兩個更年邁的老人,多麼黯然的一幅黃昏晚景!

我能理解姊姊在媽媽病倒時的恐懼和不安。假如讓我獨力照顧一個行動不便、年邁多病的媽媽,我相信自己亦難以承擔。即使經濟上不成問題,心理、體能方面亦不勝負荷。

不過,我從不覺得媽媽是我們的負累,相信姊姊也沒有這個想法。雖然媽媽剛出院初期曾經嘮嘮叨叨,生活亦從平日晨起做運動、飲早茶;閒時上老人中心;會自我照顧自尋消遣,一下子變得行動不便,就連洗澡、上廁所都要別人幫手,這個晴天霹靂的轉變,教我們三母女都不知所措。

一小步康復是一大番心力

這半年來,媽媽從臥病到可以下床,從用尿片到可以自行上廁所,再從全程坐輪椅出街到能夠扶著手杖步行到覺得累才坐上輪椅,每一小步的康復,都是一大番心力的成果。不能奢望媽媽恢復以前的狀態,但求她穩穩妥妥,即使最終有一天她會離開我們,也希望在這一天之前,能夠陪著她走這段路。

隔天去看媽媽固然是時間分配、體能、耐力的挑戰,不過,在照顧媽媽的時候,不時勾起一些童年回憶,媽媽雖然開始有點腦退化,卻很記得過去的事,精神好的時候常會提起一些我從未聽過的往事,例如在鄉下的農耕生活、怎樣走難來香港、在我年幼時姊姊要去蠟燭廠打工每天賺四塊錢,而她在家裡一邊照顧我、一邊做外發工作也賺到二塊半、用五毫子買兩個麵包再向店東要一點麵包皮──麵包給我們兩姊妹她自己吃麵包皮……聽著聽著,有些往事令人心酸,有些引人入勝,有些不可思議,媽媽這輩子為我做了很多事情,我現在可以回報她的實在微不足道!

對生命的感恩…

再說我跟姊姊的隔膜,也在這半年來縮減了。我這輩子頭一次覺得慶幸有一個姊姊,如果沒有她,我自己一個人照顧媽媽怎撐得住?事實上她才是媽媽最貼身的24小時照顧者,她承受的壓力一定比我大,所以除了看顧媽媽外,有時候也需要幫她減壓,最重要還是表示欣賞/感謝她對媽媽的照顧。

這些日子很有意義,我從被照顧變為照顧者的角色,給媽媽餵飯、洗身、穿衣、扶行的情景,與童年時被媽媽照顧的回憶重疊浮現,感覺非常微妙,不單只感恩不淺,還有一種前所未有的親密感覺,亦有一點對生命的體悟。

編後感:

從Amy和Jude的故事,都可以看到女性要作為照顧者,似乎是無可避免的!從Amy的故事可以看到社會一般的看法,就是作為一個女兒—尤其是單身的女兒 —就要擔當起照顧家人的角色,而其他家人,如買橙給Amy父親的家人,根本不會想到或知道病患者的需要,最後只會將更多的功夫落在照顧者身上。

從 Jude的故事也發現即使Jude的姊姊年紀不輕,除了照顧母親外,亦要照顧長期病患的七旬丈夫。慶幸的是Jude兩姊妹因為照顧母親而使關係變得比過去親密。這當然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但也反映了一個狀況,便是照顧者一定是先往內求,如改變自己的生活模式和追求等,並以病患者為生活的中心,卻不假外求,即其他親友或尋求社會服務協助。

可是當照顧者尋求外來協助時,便會發現情況更令人手足無措!從Amy帶父親覆診這「巨大工程」的事件中,可見復康巴士、醫療服務、道路設施等都沒有顧及殘疾或照顧者的需要,相信不少照顧者都曾經在交通及輪候覆診上花了不少心力、精神和時間,換來的只是短短的診症時間和各種各樣的焦躁。而被照顧者對照顧者的態度也是關鍵,病患者受病情困擾,心情煩躁並不難理解,但將情緒發洩於照顧者身上並作出多種要求,確實為照顧者增添不少壓力。在缺乏對照顧者的支援及關心的情況下,若有人因此而患上抑鬱病,並不奇怪。

第56期文章選讀:疾病與健康的性別政治

1 則迴響

疾病與健康的性別政治

韋雲

在檢視疾病與健康的模式時,我們要思考性別在當中的重要性。

女性比較脆弱多病?

據 2009年的本港人口統計,男性平均壽命為79.7,女性則為85.9。雖然女性的平均壽命比男人長,卻似乎比男人更容易受到疾病的折磨;醫療統計發現,女性因病無法外出活動的機率比男人多25%, 臥病在床的日子一年多40%,求醫及住院的次數是男性的兩倍,用藥比男性高50%。 女性亦常自覺健康狀況比較差,這些資料似乎都在顯示女性的身體比男人差。

然而, 有些人認為這都是與女性的社會角色與期望有關。女人的生活經驗, 使她們比男人更容易遭受病痛之苦,例如生殖系統方面的疾病,抑鬱症的問題更是與女人需在孤立狀態下從事無償家務勞動有關,女人擔當多重角色影響她們身體及精神的健康。另方面,亦有一些人認為這只不過是假象,使用更多醫療服務, 不等於健康較差,只是女人在社教化過程更容易接受病人的角色及因為活得更久而容易有病痛。

生活經驗中,我們也會發現無論在公立醫院或私人診所的求診者是女性居多,當然,部份女性其實是擔任陪伴照顧的角色。

照顧病患的責任

疾病成為女性的夢魘,不單要關注自己是否健康美麗,亦要祈求家人健康不要出現問題,這種擔憂,除了是出於情感的關顧連繫,亦是受到種社會期望的壓力,如果丈夫和小孩的健康不佳,就是母親的不對。女人要對家人負起照顧責任, 是家人健康的守護者,故此,一旦家人生病,女人總是首先被列入要擔任照顧者的責任中,即使不計照顧兒童,在家中看護老人或殘障親戚的有75%是女人。 無論是甘心情願還是迫於無奈,這困境均令女性壓力重重。守衛家人健康,真是一項既嚴峻又性別化的社會責任。

女性身體碰上醫療體系

現代醫學經由政策、市場、教育、媒體等社會機制,成功說服社會大眾,讓我們覺得生、老、病、死及各種世上的痛苦,都可「交給醫生」來改善及消除。醫療化(medicalized)就是一種相信一切疾病皆可由醫療手段來解決的思考。醫療介入身體,逐漸將之「客體化」及「可操作化」。

許多人批評醫療化對女體操控的問題。當醫療知識被控制在男權主導的醫療體系中,以男性標準或男性思考模式來界定婦女健康問題,婦女常被標籤為“有問題的”,醫療論述反映既有的性別意識形態,例如常常呈現各種女性的健康困擾,是問題化女性的工作能力,以確保公私領域的男女階級位置。此外,亦有人指責醫生濫用部份醫療手術,一些不必要的開刀,例如子宮、乳房、扁桃腺及甲狀腺的切除,剖腹生產等增加,令人懷疑是方便及利益的考慮大於實際需要。 過去零碎的身體現象,亦漸變為病理化的症候群概念,女性的更年期症候群及經前症候群便是此種身體醫療化的結果,醫藥界強調女性更年期需要治療及強調荷爾蒙療法的好處,女性主義者卻質疑醫藥界的動機,只是將自然生理現象病理化,將女性的身體作為謀取利益的工具,加上醫生大多數為男性,使得更年期醫療化的問題爭議有濃厚的性別色彩。

生物醫學往往無法處理女性的健康問題,這其實是有關個體與社會環境、身體與心理的複雜關係,現代專業醫療重視疾病,甚至只是病徵的治療,忽略病人自己或家人對該疾病之反應,女性醫學的出現便是強調醫療的哲學應以病患為思考主體,醫療應以加強病患本身對健康的瞭解與自我控制為前提。近年,女性開始重視身體的保健及對疾病的認識,亦提倡將醫療主導權回歸到個人身上。

當健康成為消費欲望

隨著現代社會對傳統醫學的批評,新的健康論述又建立起來,我們的身體需要我們自己關心、健康要由自己開始,可是,如何關心?怎樣關心?要如何界定一個人是否健康,實際上存在著太多複雜的層面,大多數人對於自身的健康狀況充滿不確定性。此種對健康身體的想像,加上社會經濟和生活的改變,使人們在健康消費行為上有所轉變,不僅積極尋求如何維持健康的知識,同時也消費可以使自己更加健康的健康食品,冀求獲得健康的保障。當然,健康食品傳銷產業及廣告策略為人們提供了一套健康的定義,利用人們追求健康的心態,塑造出某種讓社會大眾相信的健康論述,讓人們覺得健康食品是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可以讓身體更強壯,可以擁有一個健康幸福的生活。

發掘我們的自主經驗及小故事

其實,我們並非否定醫療知識技術及保健食品的療效,而是希望發掘及反思更具自主的經驗,透過經驗的分享,我們可看到健康與疾病的知識是複雜及多元;在尋求治療時,女性要有充份知的權利及自決的權利,才可減低醫療權威的社會控制。當我們面對醫療專家建議時,要能夠判斷建議的實用性並展現我們的自主能力,我們不是被動聽從醫生指示,而是以自己的病痛知識與醫療知識相互檢證交流;在就醫後也能將之轉變成對自己有用的資源,在這過程中,醫療不再是主導,而是轉成輔助的位置。

文化政治與社會政策

在爭奪醫療論述權、知識權及建立個人自主文化實踐之餘,也別忽略在社會體制及社會政策上的批判及行動,性別盲的社會政策,會忽略對兩性的不同影響, 加深兩性不平等的狀況。在本港醫療資源已嚴重不足下,婦女健康問題更受忽視。家人患病固然無奈,但面對龐大僵化的醫療體系對病患者需要的漠視,令願意關顧家人的女性百上加斤,而在資源匱乏下提倡的社區照顧,更是將照顧病患者的重擔轉移到作為家人的女性身上。種種政策及資源問題,實在與女性處境息息相關,不容忽視。

第55期文章選讀:專題前言

1 則迴響

專題:誰能阻擋城市發展列車   前言

(韓小雲)

有人說:消滅香港是香港政府城市規劃的唯一目標。

有人說:短期金錢效益是香港規劃政策及香港成功的唯一指標。

又有人說:香港的城市發展過程不過是地產業的歷史。

近年,我們對香港城市發展感到不安及憤怒,發展過程的不公義,掀起一場又一場的抗爭運動。繼保衛皇后天星碼頭、灣仔喜帖街、藍屋、中環建築群,最近戰場是菜園村、順寧道重建,而下一站……還有無數的重建項目。香港城市發展猶如一部快速列車,不斷加油向前,將所有阻擋物消滅。我們逐漸失去了城市的歷史,失去了我們的社區,失去了多樣化的生活選擇。

我們要了解香港城市更新的歷史及市區重建的種種問題,發掘城市發展的不平等,亦介紹了市區重建局及其相關的條例,如何成為其尚方寶劍,助其遇敵殺敵。深水埗順寧道專輯,可深入了解租戶們在重建拆遷過程面對的壓迫。而我們更想了解的,是持續抗爭運動的支持力量,這在參與菜園村反高鐵運動的的訪問中,可看到她們的關懷及熱情的根源。

若再問,誰能阻擋城市發展列車,答案就是:你、我、她……人的力量,不可少看,大家也來為自己的家園——香港,出一分力。

第55期文章選讀:不平等的城市發展

1 則迴響

不平等的城市發展   

韋雲

    「香港是個繁榮先進的國際大都會,由小小的漁港,在六十年代以製造業為主的重要經濟體系,繼而躍升為亞洲四小龍、國際金融中心、購物和飲食天堂…」以上是大家耳熟能詳的香港發展故事,歌頌本港的經濟商業成就,可是,故事底下掩蓋了多少邊緣社群為這城市發展付出的代價。

香港的城市更新

戰後的工業化及人口膨脹,城市快速發展。政府為解決住屋需求,積極發展新市鎮,將人口遷移開發新地區。然而,當經濟轉型,工業生產式微,服務業及房地產成為香港經濟運作的主要動力,加上中產及新興富豪階層對居於市中心的渴求,城市發展又由新市鎮轉回原來早期已發展的市中心區。市區的商業用地短缺,樓宇亦經歷數十年風霜,故此,大規模市區重建計劃,才能更新土地的使用價值,改造破落的社區,使之成為具吸引消費者的空間。重建,成為刺激經濟及消費動力的催化劑。

似乎城市的目標就是不斷發展,更快、更大、更新的發展。在資本主義經濟效益的主導下,香港的城市便是不斷的拆與建,拆掉阻礙經濟建設的地理環境和舊有社區,騰出空間予美輪美奐的城市新建設,成就國際大都會的美譽。在灣仔、 深水埗、西營盤等重建計劃後,便出現多個高聳入雲的大廈,例如旺角的朗豪坊。其實,無論新發展或重建後的社區,變成千篇一律的建設,都是一式一樣的高尚住宅及商業消費地帶。

變遷中的不平等

香港經歷城市化多年,出現了許多舊區舊樓,的確需重新發展,但當中的發展方向及利益分配,卻衍生嚴重的不平等。

政府對市區用地需求日增,要加快步伐,2001年發表市區重建策略,由市區重建局取代土發公司進行大規模市區重建。根據《市區重建策略》,20年內有200 個被推倒重建的地區,來勢洶洶舊區重建,低下階層卻是大輸家。市建局慣常的方式,是威逼利誘居民遷離後,將整個區賣給發展商,興建豪宅,商業大廈及商場,基層居民被迫接受極低的補償,根本不能在原區購回物業或獲原區安置,無奈下只好遷到偏遠新市鎮。這就是舊區的士紳化過程 (gentrification),舊有社區的土地重新再分配運用,原來殘舊破落的社區在再重建後,由中上層人士取代低下階層的市民。土地的重新運用被用作維護及增加既有權力者的利益,轉售收回的市區土地令市建局收入豐富,主席獲豐厚花紅獎金;重建後的豪宅帶給地產商極高利潤;新富階層則以天價購買象徵身份地位的市區物業,「人人」得益。

破壞社區生活的重建

居民的社區網絡是透過經年累月的社會關係互動而成。充滿生活氣息的街道及社區,亦是由居民日常生活慢慢演化而成,當中滿載生活點滴及民間智慧,形成一種讓人可互相依靠,熟悉安心的社區生活模式。

然而,城市發展似乎只關心建築硬件的更新,卻忽視重建計劃對居民經濟及生活的衝擊,對原有地區經濟及社區網絡造成重大的破壞。住在舊區的租客、小業主或是經營小本生意的店主,一旦所在地區遇上要重建,生活及生計便發生巨變。市區重建是小本生意的殺手,經營小本生意,主要靠街坊熟客光顧,搬遷後難尋回適當舖位及熟客,難以繼續經營。基層居民靠低廉的舊區生活水平過活,靠互相扶持的社區網絡解決生活困難及建立生活歸屬感。一旦被迫搬遷,除面對經濟、就業及教育等問題,亦要遠離熟悉可依靠的親友鄰居、習慣了的生活及居住環境。而這些對年事已高的的長者們及作為家庭照顧者的婦女影響更大。

一直以來,婦女與社區是不可分割的﹔婦女既是社區的依存者亦是維繫者。對作為家庭照顧者的女性,因為繁重的家務及時間、距離的限制,其流動性往往較低,令她們在社區活動的時間最長及最頻繁,使用社區設施及社區經濟亦最多。婦女是社區網絡及鄰里關係的黏合劑,擔起互相幫忙及凝聚街坊的角色,參與各類社區義務工作,幫忙鄰居照顧幼兒、長者、購買物資等。此外,不少婦女投身社區的勞動市場,以臨時工或兼職工的方式幫補家計,或於社區內經營小本生意,以低廉價錢照顧街坊需要,賺取微薄利潤。

重建和規劃政策忽視居民有關就業/生計問題,失去原有的社區網絡和環境適應等問題﹔市建局只給予現金賠償,沒其他選擇,所謂諮詢程序亦只是通知居民巿建局的決定,居民未能在巿區重建中參與,表達他們對社區設施和有關發展的意願。然而,隨著香港人的本土意識,對社區的感情漸濃,對業權及居住權日益重視,香港社會明明是推崇自由主義,保障私有產權,在重建清拆行動中的各種壓迫及侵權行為,成為莫大的諷刺。而這種急促的城市發展步伐激發民間的抗爭,引起一場又一場聲勢浩大的反拆遷抗爭運動。

女性的抗爭

在城市抗爭運動中,不少婦女挺身而出,走在抗爭前線,守護家人和自身,奮力保衛公平和尊嚴的生活方式;在這群婦女中,除了本身是受影響的居民,亦有受不公義激發而投身運動的女義工。婦女們的參與,其實是一種關懷倫理 (ethics of care),認為人應該有關懷及幫助別人的道德力量,她們特別著緊受影響者,著緊社區生活中的人和事,是此種種成為激發持續抗爭的力量。

當中,我們更看到女性參與社區抗爭運動的特性,重視姊妹情誼及鄰里間感情,婦女們善於動員人際關係,號召社群網絡,令大家一起出來參與行動。此外,我們亦看到不一樣的抗爭及訴求方式,女性多不選擇要壓倒對方顯示力量的抗爭方法,例如謾罵、比拼大聲或身體衝擊等等;她們卻會選擇溫婉而堅持的溝通姿態,可能是煮一餐美食或團年飯,告訴人們,自己為何想保存這種生活及傳統,告訴人們,為何社群關係是需要被珍惜;在極度無奈中,甚至選擇絕食或瞓街的方式,以一己脆弱的身體訴說體制的不公不義。

超越單一發展觀 建立以人為本的政策

我們要問,城市發展是什麼?究竟為誰及為什麼要發展?正如女性主義挑戰女性被男性創造及定義為他者,呼籲女性將自己界定在男/女二元之外。我們亦必須挑戰二元對立的發展主義觀念,拆解有關城市的新與舊、快與慢、文明與落後,與及前者是好、後者是壞的層級價值。以為發展便等於改善提升生活質素,把舊區理解為落後及危險,認為舊樓沒有保存價值,其實是把無法無天的破壞過程合理化。

世界各地開始以「社區更生」替代「社區重建」,舊區不一定要全部推倒重來,亦可小改小拆,以原區風貌為改造基礎。香港應反思現時市區重建的模式,不能單以經濟發展為大前題,必須取得各個發展方向平衡,重視居民的基本生活權利及尊重保護社區的環境。市建局更要履行「以人為本」的承諾,全面評估重建項目所引起的社會影響及受影響居民需要,並讓居民表達意見,參與制訂重建的種種安排。

第55期文章選讀:有關重建市區的種種

1 則迴響

有關重建市區的種種
Wendy、Polly、嘉怡

市區重建局
市區重建局是香港專責處理市區重建計劃的法定機構,它的前身是1988年成立的土地發展公司。鑑於收購工程緩慢,政府卻加快市區重建,於20 01年通過市區重建局條例,成立市建局,且注資100億,推行各項市區重建計劃。

一般而言,重建地區業權分散,私人發展商收購困難,現時私人發展商成功爭取只有八成業權,便有權拍賣餘下兩成業權<2009年以前是需收購其中九成業權才可拍賣餘下的一成業權>。市建局與私人發展商不同,就是它無需考慮能否成功收回多少業權,只要他們認為補償合理,便可引用「土地收回條例」來收回餘下業權,拒絕交回土地者可被控「佔用官地」。雖然市區重建的目標應包括保存社區網絡及地區特色,推動市區的可持續發展。市建局的職責亦是4R,即重建、復俢、保存及活化。市建局沿用土發公司的手法,主要工作仍是清拆市區中的舊樓宇,將之重建為新樓宇,怪不得它被稱為「官辦地產發展商」。

《收回土地條例》
根據《收回土地條例》當行政長官昔同行政會議決定須收回任何土地作公共用途時,行政長官便可根據該條例命令收回該土地。
香港地政署為處理有關收地事宜主要政府部門,但香港特別行政區亦會通過其下屬機構如市區重建局、香港房屋協會等組織以私人協商方式進行市區重建的工作,市區重建局等機構可於協商失敗時,根據市區重建局條例要求使香港特區政府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把剩餘的私人業權收回。

賠償與安置
受影響業主通常會得到現金作補償,以收地時的土地權益市場價值計算,賠償同區7年樓齡的樓價給業主。至於其他賠償方案如「樓換樓、呎換呎」卻沒落實執行。

受影響的住宅租客若在涷結人口前已在重建範圍內居住,沒有其他居所及符合入住資格(通過資產審查及為香港永久居民),即可接受安置及現金補償。政府亦表示每年預留了2000個公屋單位予受重建影響的居民。住宅租客的賠款是差餉總值的三倍,另加0.5倍的獎勵金和搬遷津貼。獎勵金是指在市建局與業主談妥並簽字作實後,如果租客可在時限內搬走,就會獲得獎勵金,意思是「合作些快些走」。而搬遷津貼則是指因重建搬遷招致的損失。

《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
於2004年修訂的《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削弱租客的租住權。即使租客租住多年,並無過犯,業主只要終止租約及予一個月通知期,即可要求租客離去,甚至向法庭申請,強行收回單位。這修訂除影響一般的租客,更形成一個嚴重的漏洞,令因市建局收地發展影響而可獲得補償、安置的租客失去即定的應有的法定權益。

以順寧道重建為例,市建局於2009年6月26日宣佈順寧道重建進行涷結人口調查,核實受影響人士領取特惠津貼和獲得安置的資格。當時已登記住戶共67名,但於人口涷結後的3個月內,至少有13戶租戶被業主終止租約及收回單位管有權。現時市建局並無機制處理已接受人口登記但於之後遷離的租戶的安排及補償安排,遷走的住戶會因此而失去補償及安置的資格。

第55期文章選讀:推土機下的抗爭

1 則迴響

推土機下的抗爭──以順寧道重建區為例

文:Map、升、老鼠仔

  自詡「以人為本」的市區重建局,成立以來爭議不絕於耳,規劃過程缺乏居民參與、居民無法原區安置、撕裂原有社區網絡、摧毀地區小型經濟活動等等問題,一直為人詬病。市區重建牽涉土地資源重新分配和大量居民的生計,尤其是舊區多基層市民和老街坊,其日常生活難以與長年建立的社區關係割離,更無法承受重建後的高昂租金。因此,市區重建本來是政府必須承擔的社會責任。然而,在自負盈虧的市建局手中,市區重建更像是一盤生意。收購業權,清拆舊樓,再賣予私人地產發展商牟利。地產發展商將舊區重建成商廈或高廈後,租金往往大幅飆升,出現「士紳化」的情況,變相將基層市民趕出原有社區,流離失所。

  除此以外,還有不少問題無法細錄。以順寧道重建區為例,市建局本來有責任安置或賠償受重建影響的租戶,但市建局凍結人口的登記日期和實際收購的日期往往相差逾年。在這段時間差裡,某些業主為求租戶的賠償,紛紛拒絕原有租戶續租,甚至用各種手段,例如截水、截電、封門、換鎖等方法迫租戶遷出。面對這種情況,市建局竟然不承認租客身份(然則凍結人口來幹麼?),拒絕將受影響租戶安置至附近公屋。

  在業主不斷迫遷之下,順寧道重建區只餘下寥寥數戶堅持爭取,芳姑姚生一家,和楊源柳一家,便是其中的兩戶。早前我們訪問了芳姑姚生一家以及兩位支援的義工,並在其後輯錄楊源柳的行動立場書,希望藉此令更多人了解她們的處境,以及現行重建政策和相關法例帶來的問題。

    灣仔、觀塘、旺角、深水埗、土瓜灣……未來二十年將有約180個地區面臨清拆,大批舊區住戶將面對同類問題。市區重建的火頭已燒遍全港,將受影響的人是她們,也是你和我。爭取空間公義,實在刻不容緩。

芳姑和姚生──受重建影響租戶的處境

2010 年2月21日晚上,順寧道關注組呼召支持者齊來吃開年飯,兩張桌子兩爐火鍋,不算寬闊的行人道上竟聚了三四十人。大家希望支持和關心的,當然是受重建影響的租戶而不是火鍋,但都吃得津津有味。順寧道關注組的朋友邀請租戶芳姑分享感受,原本說話流利的芳姑,面對眾人一時間倒是說不出話來。後來在關注組的朋友帶領下,我們慢慢摸黑爬樓梯,上芳姑姚生一家做了簡短的訪問。

芳姑姚生的收入捉襟見肘,一家四口只能在舊區唐樓,以二千元租住這個單位。屈指一算,已將近第八個年頭。可是,惡夢卻始於市建局的重建計劃。去年6月26日,市建局派人上門登記作人口凍結,本以為可因此得到安置而改善居住環境,豈知不久業主便表示拒絕續租,更叫她們不要奢想拿取賠償。面對無良業主的逼遷,芳姑姚生堅持留守,為此鬧上法庭,被截水截電,甚至撬門換鎖。當不少租客都受不住業主逼遷而搬離的時候,她們仍堅持留守,為的只是應得的卑微權利──市建局應承認人口凍結登記日的租戶身分,為受影響租戶安排適當的安置方案。其實類似事情不只發生在芳姑姚生一家,種種不合理的制度逼使租戶發起抗爭,成立關注組,希望集合眾人的聲音向市建局爭取妥善的安排。

芳姑的單位只是狹小的套房,卻一直是兩口子和他們兩個女兒的安身之所。因為擔心兩名就讀中學的女兒面對不了業主的逼遷,現在芳姑唯有叫兩個女兒到自己姐姐家暫住。屋頂舖蓋著毛巾被單,不是裝飾,而是業主趁姚生姚太離家時撬門換鎖,入屋破壞做成的結果。經過這次的破壞,她們都不敢一起離開單位,就連當天晚上的團年飯都只能夠輪流到樓下進餐,或靠義工幫忙拿飯餸上樓。姚家的家居擺設不甚講究,只有一張床一張書枱及數張破舊小矮櫈。牆上貼著一張張紅紙,原以為是揮春,仔細看卻原來是義工朋友寫給她們的支持和祝福。

  很多時我們透過主流媒體閱讀與重建相關的新聞,總是很容易有一個印象,就是拒絕遷出的住戶,都是貪得無厭,純粹為了爭取更多賠償。其實只要細心留意,受重建影響的居民,很多時都是要求原區安置。要求原區安置,不只是因為那些微薄的賠償,往往無法換取相近條件的居住環境,因為居民要求的,大多是在維持原有社區關係下過安穩的生活。對基層市民和老街坊而言,一旦搬離原有社區,工作和日常生活將會大受影響。

原區安置,不過是很公道的權利,甚至是很卑微的要求。然而,市建局卻對明明做了人口凍結登記的芳姑姚生一家說,她們沒有資格獲得原區安置,只可循一般程序排隊上公屋。芳姑和姚生在訪問期間,不停拿出租約向我們證明其租戶身份。義工看到了,我們都看過了,白紙黑字,實在不能硬說她們不是順寧道的住戶。

奇怪的是,市建局雖然表示不能承認他們的租戶身份,卻同時又有一個「優化計劃」,嘗試象徵式給各受影響居民一筆微薄賠償,名為「搬遷特惠金」,以打發走他們。然而,芳姑姚生並不想要這些小恩小惠,他們要的只是希望當局能承認她們的租戶身份,原區安置。這些小恩小惠,固然不可能足以置業,重建後租金上升,也難以在同區租住與現時租金水平接近的單位。最大的問題還是,誰知道以後會不會再因為重建而被逼遷?「大屋搬細屋,唔見一籮穀」,難道窮人就要像積木一樣被市建局推來推去?

芳姑表示,以前不太關心政治,但收樓事件發生後,她對政府的施政留意多了。政府和大財團原來十分善於利用漏洞,以大欺小,只以自己的利益為大前提,卻不理會低下階層的死活。她重申,自己不是反對重修重建,更認為舊的樓宇存在一定危險,重建也很合理,她不滿的,只是市建局現在的政策和做法不公平而己。

安怡和阿魚──關注組義工的參與

順寧道的抗爭運動得以開展,除了受影響租戶的堅持,也有賴關注組義工的參與。2月21日晚的順寧道開年飯後,我們找到兩位在場幫忙的義工,分別是安怡和阿魚,談談她們參與運動的經歷與心態。

別看安怡這個名字那麼女性化,就以為她是個柔弱女子。其實她是個健談風趣,立場堅定,有見解的人。她現就讀於浸會大學。由於所修課程的需要,兩年前經學校認識了一些社會運動的朋友,後來便嘗試參與更多社會運動。此外,她還曾在民間電台工作,雖然接觸社會運動不到兩年,卻可謂是經驗豐富。

在維園舉行的八九六四二十周年記念晚會上,直髮及肩,有著和藹笑容的阿魚,認識了關心重建問題的組織者維怡。從維怡口中,阿魚了解到順寧道重建帶給當地居民的損害,她的反應是「竟然有這麼不公義的事?」於是,以前對政治和政府政策並不特別關心的阿魚,便開始以義工的身份來到順寧道,與安怡她們一起支援被逼遷的居民。

談到她們負責甚麼具體工作時,安怡和阿魚異口同聲地說,其實她們都沒有特定的崗位和分工。事無大小,從影印、發傳單、貼海報、到拍攝活動記錄、處理受影響人士情緒等等工作,她們都需要處理。每次落區工作要做甚麼,有甚麼職責,都由開會時大家一起討論和共同決定。

她們說,社會上大多數沒有掌握權力的人,面對不合理的制度往往很被動。政府掌握豐富資源,利用制度漏洞的手段更是嫻熟,不時使出各種招數,在合法的情況下做不合理的事。我們一不小心便可能中了圈套,正所謂「被人賣了還幫人家數錢」。

就拿順寧道逼遷來說,居民爭取的是政府承認其租戶的身份,給予原區安置,能夠過上安穩生活的保障。當局卻說租戶的身份是由業主確認的,業主不承認就不是住客。只要腦子比魚腦大一點點的人都可以想到,業主就是要逼租戶搬走侵佔賠償,他們豈會向政府承認租戶的身份?反過來,報警說租戶霸佔民居還來不及,居民無計可施只好消極抵抗堅守家門。於是市建局搞了個「優化計劃」,試圖象徵式給各受害居民一筆賠償,以打發他們。乍看之下有錢到手,乖乖搬走似乎很合理,但這筆錢是否足夠居民置房?又能讓他們在哪裡租到單位?又能租多長時間?以後會不會再次不幸地因為重建而被逼遷?政府當然不會理會,同時對外就會向傳媒強調租戶不肯接受賠償,鞏固抗爭只是為了更多賠償的主流想像。所以,他們對政府的行動只能「見招拆招」,十分被動。

上述的象徵式賠償可說是自打嘴巴。不是說要業主承認租戶身份嗎?既然如此,市建局又何以提供象徵式賠償?這豈不是確認了租戶的身份?當中的是非曲直、官方的技術語言、繁瑣的程序法規,一般市民根本難以掌握,她們都需要跟居民慢慢學習、理解、商討。義工和居民雖然站在同一陣線,但畢竟來自不同背景。在溝通的過程中,她們需要在了解居民的想法花多許多心思,也要在適當的時候處理不同人的情緒,殊不容易。

在外人眼中,這些義工可能只是「不相干」的局外人,一群好事者,順寧道重建收樓對她們沒有直接影響,她們卻一腳蹚進這渾水。但是安怡和阿魚,不同意這種說法。她們認為,在這社會中,壓逼和不公義的事件時有發生,今天發生的事不是直接危害到我的利益,難保下次自己不是直接受影響的受害者。現在面對這些受權貴壓逼的人們,你如果不願站出來幫助他們爭取應得的權益,當有一天自己遇到了類似的「不幸」,又有誰站出來幫你呢?她們不覺得自己只是支援順寧道居民的局外人,參與社區運動不僅是幫助別人,也是為自己,和所有有可能受到壓迫和剝削的人,爭取作為一個市民的權益。說到底,,一個社會裡的不公義事件,影響的不只是某某居民,長遠來說一定關乎整體社會和所有人民的利益。

順寧道街坊楊源柳瞓街立場書──我是楊源柳  

楊源柳 (順寧道重建區被迫遷租戶、順寧道重建關注組成員、單親貧窮戶、人大釋法後喪失居留權受害者)

        我叫做楊源柳。

        我是一名單親媽媽,帶著三名由兩歲到六歲的兒女。

        我是一個順寧道重建區租戶,我與我幾個板間房鄰居,於2009年6月26日獲市建局登記凍結人口。然而,重建公佈後,我們的業主,即東江地產和萬興地產,就為了增加賠償,而迫遷租戶,我們逐一被迫上法庭。市建局卻不肯承擔自己公佈重建帶來的後果,聲稱它不會承認它自己登記了的租戶資格。換句話說,本區至少十三個被迫遷的租戶,也只好流落在其他舊區板間房,卻隨時會在未來20年內180多個重建區內又被迫遷,就因我們窮,就要過顛沛流離的生活嗎?

        我是一名持雙程證的單親媽媽,三名子女都在香港出生,必須定期向入境處爭取在兒女學校放假時才回內地續期。

        我是兩個在香港辛勞工作幾十年的基層市民的女兒,他們雖然在這裡勤勞工作,任勞任怨,但他們的女兒,我,卻不被認為是香港人。

        我是一名人大釋法的受害者,於1999年6月26日人大釋法後,我被褫奪了居港權。

        政府整體的政策,無論是人口政策還是房屋、土地、重建的政策,都完全傾斜於商人,對窮人非常不公平。我今年三十二歲,在我成長時間裡沒多少時間見到父母,只知他們辛勤在港工作,養大我。現在我已成人,並有三名兒女,我希望可以獨立作一個全職媽媽,更多時間培育子女長大,也希望不用負累父母照顧。故此,我便自己在長沙灣租板間房,每天所有時間都用來悉心照顧三名子女,希望他們將來學有所成,貢獻社會。不過,由於沒有居港權,我必須幾個月回大陸一次續期。本來是非常不便,但我也開始習慣,只要能與三名子女共享天倫,雖然明明覺得整件事對自己不公平,但也忍耐下去。

        然而,去年六月重建一公佈,我才發現,我這個窮人子弟,這個沒有身份的人,遇到任何事,原來都毫無權利可言。我更發現,那些與我差不多窮的香港人,也一樣沒有權利可言!地產公司以為可以搏多賠償,便瘋狂迫遷,我的鄰居更遭人截水截電入門爆屋,非常可怕。大家一起被地產迫上法庭,才發現,所謂的《業主租客(綜合)條例》,根本就沒有平衡投資權和人基本的居住權,以至我們一一被迫離開。

        同時間,市區重建局對於自己發放重建資訊引來的連鎖效應,全無打算負責。凍結人口,原來只認業主不認租客,那麼我們為何要將私隱暴露給市建局人員呢?我們在這兒居住幾年以來,也建立了鄰舍互相的關係,也減輕了一點生活的負擔。現在重建令我們各散東西,又令我回復了孤立的處境。像我們這種處境的人都因租金便宜而住在舊區,未來還有百幾個未公佈項目,我們即使花時間建立任何社區網絡,可能都是不斷被拆散。難道窮人就是積木,任你隨便說搬便搬?

行動

        從今天起,我會在順寧道公園這裡,瞓街七日,要向香港政府抗議,抗議這十年來各種政策對我及與我相似境況的窮人,所施行的壓迫!

訴求

一)要求市建局承認凍結日租戶身份,還本區其他十二名被迫遷租戶重建租戶的權利,即原區公屋安置或租戶原有之搬遷補償。

二)在未來20年180多個未公佈的重建區內,市建局都要依照《市區重建策略》,承認凍結人口日租戶身份。

三)香港特區政府承認1999年就港人內地所生子女問題提請人大釋法,是一個錯誤;並且,還我們數千多個因人大釋法而喪失居港權的人士,合法居港的權利。

Older Entries Newer Ent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