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期文章選讀:讓我們認識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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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認識彼此:訪《我們的娃娃》 及《公民調查》導演艾曉明

文:殷翠

甚麼是紀錄片?這不是一個容易有定論的題目。對於人稱「艾老師」的艾曉明而言,紀錄片就是要「讓我們彼此看見、認識」,是一個民間的紀錄。

艾曉明有很多的身份,她是大學老師、紀錄片工作者、女性主義者、公共知識份子、一個孩子母親…她也是2010年法國西蒙波娃女性自由獎的得主。這個獎項表揚她的女性主義研究、為女性權利的抗爭和拍攝十多部有關中國當代社會、婦女和維權運動的紀錄片。可是,由於被中國公安局告知不得續辦護照,她無法離境往法國親自接受獎項。在今年初,她也無法出往香港中文大學,出席關於她拍攝的四川地震紀錄片研討會。

「平和」的文學教授

今年57歲的艾老師,是一個拍了10多部紀錄片的退休大學文學教授,除了拍紀錄片,也喜歡燒菜,每次有朋友來,她總會燒菜給朋友食,像這回筆者到訪,艾老師便特意燒了一道廣東口味的菜,還有湖南味道和川菜。只是,她家除了是燒菜的地方、朋友的聚腳地,也是她的戰場——一部部感動人心的紀錄片,就是這裡進行後期製作。

紀錄片工作者往往讓別人有一份較難觸摸的感覺,艾老師看來不怎樣自覺,卻是一個性格非常平和的人,很有親和力,但她的觀點和鏡頭都同樣尖銳,這樣的「搭配」,有點像廣東話所言的「棉裡針」。別人說佈置反映了屋主的性格,那艾老師一定是學者,因為她家中最多的是書,其他的,都是和孩子一塊拍的照片,當然還有和她拍攝的紀錄片有關的照片。

在還沒有退休以前,艾老師是廣州中山大學任比較文學系主任。從2000年開始,她開始了教授女性主義。她說:「女性主義不同其他學術,不可能只教理論,不可以對現行問題說我不理解。」所以她在課堂上播影片授課,「看紀錄片、電影授課可以有具體情報、狀態,像在十年前要教授同性戀,用兩個小時(影片)就可以看到狀態。」在2003年,她自己也開始當起導演來,翻譯和導演了美國的《陰道獨白》。

用鏡頭說女性主義

過了不久,艾老師便開始了她拍攝獨立紀錄片的拍攝,那是老師以鏡頭說女性主義觀點的起點。在2004年,她把一個母親尋找女兒被強姦致死真相的湖南黃靜案紀錄下來,即《天堂花園》。到了2005年,她又拍了有關廣東村民選舉的《太石村》。艾老師的作品還包括了《中原紀事》,片中講述河南愛滋村的女性因為血漿經濟而感染了愛滋病。

艾老師有關2008年5月四川大地震的作品《我們的娃娃》 及《公民調查》,更是為人熟悉。她在2008年6月、8月到了四川災區兩回;她和志願者一起,去了汶川、北川、青川、都江堰、綿竹、 漢旺等地,到達了倒塌學校廢墟,探訪了學生家長、拍攝了孩子們的照 片和遺物。

《我們的娃娃》中,是至今仍然堅持著為死難娃娃討回一個說法的家長們說自己孩子的故事,這些家長大多數是媽媽。她們對著艾老師的鏡頭一口氣地說自己子女的故事,她們一邊說、一邊哭。在鏡頭另一邊的艾老師,也在一邊哭。

「我自己是女性,有很明確的目標,我們的娃娃是說孩子。述事能力最強的是母親,把痛苦說出來的是母親,因為在家中,長期陪著孩子的是母親或奶奶,因為父親離家去打工。佷多人去採訪,非常多的母親講自己的經驗,是超過父親與孩子,那是因為中國社會的分工,是傳統上的,不是有意這樣。母親長期操家務,全部的希望是孩子。 」她說。

由文學教授兼當紀錄片工作者,艾老師不認為那是一個刻意的改變,她自己看書學拍攝,跟中國獨立紀錄片導演胡杰學後期製作,過程當中不涉個人榮辱,不是甚麼中年轉業。她的願望,是從民間角度提供一份影像紀錄。

越見孤獨的旅程

因為種種條件的限制,艾老師不能隨意拿起攝錄機便隨意跑。作為一個只有她一人的拍攝團隊,她需要想得很清楚才決定是否進行紀錄,要怎樣去進行紀錄。「那時候,四川有些電話打來,主流媒體也走了,我才決定出發。我去能做甚麼?要考慮會否給人家麻煩,去了會否欠別人?」她回想著。

大地震過後,現在,有些母親開始重建生活,有些在想是否再要孩子。艾老師有一個孩子,同樣是母親,一邊拍攝著這些娃娃們的家長,心裡很難受,更難受的是知道這些家長所體會的痛苦遠超她可以想像。「拍的時候是6月,後來是8月,我邊哭,心裡不平常,剪片的時候,一邊剪一邊好痛苦,現在做了一個英文字幕版,我一直都沒有看, 不想再看…這個地方,政府也好、負責人也好,都沒有能力面對。」她說。

過去「黃靜案」、太原村或四川地震,艾老師都是靠著一群志願者的協助,只是現在的路越走越困難。「沒有一個可以幫助我的人很困難,我覺得好困難,不知道應該走下去?好vulnerable。掉了一部機要2、3萬一台。」艾老師說。

還有體力上的要求。她說:「一個人,57歲,要體力來工作,還要背腳架…過去攝影機不止是一種專業,是男人的專業、男人的機器。但現在有了軟件,可以利用女性的優點細心,對圖像的敏感、對人情感受和觀眾的理解,思考來龍去脈和線索,現在的軟件很好用。」她說。

體力上的痛苦遠不如精神上的煎熬。不敢找別人幫忙,自己背著所有的拍攝儀器,其實還自己一個人背負著整個片子的靈魂。

艾老師說了數次,覺得拍攝的過程好孤獨。「拍攝的時候很孤獨,像拍譚作人審判的時候,一個人做。」結果當然拍不成,更被趕走了。《公民調查》紀錄了譚作人進行民間調查四川地震災區的豆腐渣工程。譚作人在今年2月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有期徒刑5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

若想對《我們的娃娃》和《公民調查》有進一步的了解,可到以下網址:

《我們的娃娃》簡介

http://www.smrc8a.org/smff2009/main.htm

《公民調查》簡介

http://womendewawa.blogspot.com/2009/12/blog-post_5524.html

節錄自譚作人被禁制的最後陳述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lw&Path=2199067092/47lw.cfm

第55期文章選讀:強調自發者的行動- 陳巧文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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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自發的行動者──陳巧文的故事

文:鬥牛勇士

初次認識陳巧文,是在2008年的暮春。那時奧運的所謂「聖火」快要傳到香港,陳在網上呼籲關心的人到港大開會商談示威事宜。我與幾位朋友對當時民族情緒完全掩蓋國內的人權和民生議題十分不滿,也有意做點甚麼,便來探探情況。記得那晚來到港大黃克競平台的時候,只見陳與幾位外國友人在國殤之柱旁被記者圍住,後來數位內地生扯了一張紅色五星旗,遮在陳等人的雪山獅子旗前面,不斷大吼「one china」。看到陳與某內地生在外國記者面前不斷以英語爭辯,實在有點不忍卒睹。為了嘗試解圍或者轉移視線,我與朋友商議過後,便隨手寫了些標語,然後爬上國殤之柱大喊「平反六四」……最後那晚都沒有談到甚麼,響應陳網上呼籲的,除了一堆外籍朋友,幾乎只有我們幾位。時間不足,加上語言不通,關心的議題也不同,談不了一會便散了。後來的故事相信大家已在主流媒體知道,陳及她的友人在彌敦道被警方以「保護」之名強行拉走。當然,她的故事還有很長。

「坐牢的代價真是太低」

以數人之力面對在彌敦道數以萬計的紅衣軍(當然,最直接的阻攔還是來自警察),真可說是名副其實的「雖千萬人吾往矣」。如果當時的她可被形容為不畏虎的初生之犢,兩年後再問我「那晚那個人是不是你」的她,已被抗爭的重壓和星火錘鍊成一頭蠻牛。今年3月13日,西藏人民抗暴51周年剛過去,三一四事件2周年將到來,陳打算一如去年在中聯辦門外舉行燭光晚會,警方卻架起鐵馬如臨大敵,以數倍於示威者的警力,拒絕讓示威者接近中聯辦大門。陳和幾位朋友堅持要在大門繫上示威物品,數番糾纏,最後以我們的某個朋友被警方拘捕作結。

事後我坦白地跟她說,在這個議題上,以及考慮當時的場景,冒險被檢控並不值得。原因包括:當晚示威人數太少,最後幾乎已沒有朋友負責拍攝工作(只有警方單方面的錄影証據,對可能會被檢控的示威者無疑十分不利);香港太少人認識和關心西藏議題,遑論同情,衝突只會將議題變成另一宗警權問題,無助公眾了解更多;處理被檢控和坐牢的時間,可以做很多文字宣傳和組織工作。她的回應是:「文字宣傳和組織工作是重要,但在香港會行動的人實在少得可憐。有些行動沒有人做,我們就去補位。其次,相對於在內地被打壓的人民或者維權人士,在香港坐牢的代價真是太低了,我認為因此而坐牢絕對值得。何況,我們又憑甚麼評估,行動不能引起公眾注意西藏問題呢?」聽到這些話,原本自覺理直氣壯的我倒是有些被說服,雖然心裡嘀咕,她不做那些宣傳和組織工作,在香港還真不知道有誰會做西藏議題呢。何況,行動與宣傳和組織工作相輔相成,又豈能有所偏廢?

「不應假設行動者沒有思考」

讓我們將時間推前一點。其實在反高鐵運動的時候,運動內部也曾出現過類似爭論。最重要的問題,倒不在於闖入立法會阻止表決,在現實上是否可行,或在策略上是否適合,而在於運動中不同想法的組織者或行動者,應該如何互相協調。

有些朋友認為,嘗試越過警方防線時,除了要避免身邊沒有準備的朋友可能遭受池魚之殃,還要考慮更多。例如,某些「激烈」的行動,可能會嚇怕其他人,反而降低了群眾的政治參與;又如,對於行動可能造成的後果(譬如說被檢控或入獄),某些朋友未必有充足的思考和心理準備,但有時卻會因為情緒高漲或同伴牽頭而參與該些行動。因此,行動者應該對同伴負上若干「責任」。

有些朋友(如陳)則認為,降低群眾政治參與的可能性,在很多情況下不構成避免「激烈」行動的充份理由。一來是,群眾的政治意識並非固定,相反會受很多因素影響──譬如說,重覆的行動會normalize(正常化)了一些表達異見的方式,當然這個轉變過程與參與行動的人數、訴求、媒體報導有十分複雜的關係;二來是,行動者會隨住更多行動經驗,對行動有更深的了解,以至提高自身的政治參與。至於對同伴的「責任」問題,陳乾脆回答:「我們不應該假設自發的行動者沒有仔細思考,所以沒理由當場攔阻別人,同樣,別人也沒理由當場攔阻我們。」

「自發網民」

行動者的責任問題需要另文討論(限於篇幅無法詳談),但這種毫無保留地相信理性主體的思想傾向,在我看來,的確是貫徹始終地體現在陳巧文在不同事情上的思考。

反高鐵運動開展之後,「八十後」之名沸沸揚揚,氣勢一時無兩。陳經常被媒體視為「八十後」的代表,但其實她從未以「八十後」自居,也不認同這個標籤。她認為,是否參與運動或抗爭,根本無關年齡,「八十後」的標籤會造成很多誤解。相對來說,她比較喜歡以「自發網民」來稱呼自己和她的朋友。強調「自發」和個人自由,嚮往鬆散的組織,相信愈多制度和規矩,會帶來愈大的壓力和妥協。組織化與否的問題,甚至成為了她和她的朋友爭論不休的題目。

崇尚個體自由和抗拒組織的想法,同樣反映在她對性議題和政治經濟議題上的取態。「香港的性行為年限令我最為憤怒的是,如果兩人皆未成年,男性總是被理解為應該負上責任的人。這樣對男性不公平,對女性也不公平。因為這只是父權觀念的複製,永遠假設女性有性行為就會蝕底,因為女性不想要,或者女性根本不知她們想要甚麼。」「在理想的社會中,最低工資不應該存在。不過我是一個Nozickian*(諾齊克主義者),信奉Principle of Rectification*(矯正原則)。現時香港的經濟根本完全不是自由市場,而且一直以來的不公義造成了瘋狂的財富和權力不均,因此最低工資作為矯正不公義的工具。」

強調個人權利和自由的優先性,相信在道德上和經濟上,政府的干預和規管應該愈少愈好。如果用網上流行的Political Compass*來標示她的政治光譜,她的位置當在右下方,與一眾傾向左翼的社運朋友,在圖表上維持一段不小的距離。

千千萬萬個陳巧文

無論陳如何極力否認,「八十後」之名仍是如影隨形。多得坊間雜誌那些三分真七分假的「封面故事」的塑造,「八十後」彷彿成為了立場一致、有組織、有明確位置和發言人的團體。最可笑的是,連媒體工作者也相信了自己有份炮製的「事實」,於是類似笑話不斷發生:

記者:你們八十後怎樣看xxx,會不會參與xxx?

陳:其實我不是八十後。

記者:甚麼?你不是陳巧文嗎?你不是八十後?

「八十後」的聲勢為她帶來更多知名度,有知名度當然多了發聲的機會──雖然她否認了這麼多次八十後都不果,主流媒體在多大程度上能給我們發聲機會,真的需要仔細思量──但也帶來更多麻煩。例如《東方新地》早前便大肆刊載偷拍得來的室內生活照,更加鹽添醋亂作一通。私人空間被不良媒體入侵,自然飽受困擾,她說至今還不時做被狗仔隊騷擾的惡夢,總是疑心窗外有鏡頭,出外又要承受路人的異樣目光。

媒體帶來的問題尚不只於此。那時候接訪問和出席論壇頻密到一個程度,我笑她幾乎都是全職接訪問了。有次陳臨時缺席了某次論壇,蘋果日報刊了出來並說她病了。我笑說,彷彿每日都可以從報紙知道朋友身體是否抱恙,感覺很奇妙,又笑說,其實眼前的陳巧文是假的,媒體上的陳巧文才是真的。後來談到,原來她媽媽有時會因為報紙雜誌的胡亂報導,來追問自己的女兒。當陳表示沒有其事時,其母竟然說:「但是報紙雜誌這樣寫啊!」

在不知不覺之中,「陳巧文」已成為不斷被消費和挪用的媒體形象,不只陳媽媽有些混亂,甚至陳本人有時也會糊塗。早前警方以在元旦遊行中懷疑「襲警」為由而拘捕陳(按:至今警方仍未決定是否正式起訴),當時陳向媒體說:「今次事件不會擊倒我,日後就算入獄,還有千千萬萬個陳巧文。」後來她向我說,當時那樣說肯定是傻了,或者不知被誰迷惑了。說到底,「陳巧文」成為某種模糊個體面目的抗爭身份,當然不是她樂見的。

故事還未說完

故事太豐富,篇幅太短。開筆之初最想寫的,本來是她對動物權利的思考,以及隨之而來的生活實踐。無奈坊間的討論纏夾不清,筆者需要處理太多問題,陳對動物權利以至其他更有趣的問題的思考,只能留待日後再討論。在近年香港社會,參與政治的年青女性其實不算少,但頻頻被主流媒體鏡頭追捕的卻不多。我們不必完全同意陳的言行,但她可貴的地方在於,飽受媒體壓力後仍能堅持原則,依舊特立獨行。社會需要改變,我們期望未來有更多年青女性,為自己的理念而抗爭。

註釋:

Nozickian*:諾齊克主義者,信奉Robert Nozick學說的人。Robert Nozick是十分重要的當代政治哲學家,其1974年撰寫的《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對John Rawls的1971年撰寫的《正義論》提出尖銳批評,由此而廣為人知。Robert Nozick與John Rawls,堪稱當代一右一左的自由主義巨擘。

Principle of Rectification*:矯正原則,Nozick提出的(entitlement theory)權利理論的三大原則之一:如果對於所有物的佔取或轉移不合乎正義,必須加以矯正。

Political Compass*:某種量度政治光譜的圖表,以兩軸(社會和經濟立場)大致劃分為四個區域,分別為Authoritarian Left、Authoritarian Right、Libertarian Left、Libertarian Right。參見http://www.politicalcompass.org/

第55期文章選讀:獄中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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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中來信

Julian

[編按:近年香港警方不斷以襲警罪和公安法打壓示威者,天星皇后事件後一直熱心參與社會運動的馮炳德(Julian),正是其中一位受害人。2008年年頭普選遊行期間,一名警員倒地報稱受傷,其後警方指 Julian襲警。同年聖誕前,法官林鉅溥判馮炳德入獄,判詞中包含大量抵譭政治異見者的判斷。其後,馮炳德保釋上訴,沒想到2009年聖誕節前兩日,上訴庭維持判決,Julian又要在獄中過節。Julian過去一直幫忙《女流》的發行工作,報酬微薄,不辭勞苦。《女流》工作人員在他在囚時致信慰問,以下是Julian當時的回信。今期《女流》特別刊出,以表支持。Julian無懼打壓,我們也將風雨同路。]

親愛的女流仝人:

謝謝您們的心意卡,我在獄中收到很是高興,不用為我擔心,在這裡只是一種生活的磨練,叫我有時間反省和懂得謙卑,並關心其他更弱勢的人,明白爭取公義和面業強權,要不懼怕及不怕付出。縱然身受牢獄之苦,也不會氣餒,懂得自處和堅持信念,為被壓迫人發聲,並討回公道。

作夜看了報章和電視的報導,看見反高鐵聯盟的戰友們,努力不懈的爭取,就算最後通過,仍然以包圍立法會內的議員和官員,滯留了6個鐘,並有人向可惡的黃宜弘(功能組別議員)擲水樽中了頭,顯示人民力量的憤怒。還有斷食的朋友堅持120小時哏!而我只能在這裡不斷禱告,祈求賜平安與他們,但知道有人被拉,我就心感不安,希望不用坐牢,哎!真不能讓警方用襲警罪來對付示威者,實在需要廢除這條惡法,讓人權得到保障,公義得到彰顯。

議會這仗之後還有司法的及其他的事情要繼續落去,同街坊一起渡過艱難,並肩闖過一關又一關,堅持到最後,並盼望奇蹟的發生。當然這個程是很漫長,及考驗我地的耐力和堅持。現在等我2月3日出來後再一起努力!

我會繼續做發行的,要追番失去那一個月的時光,不能再懶惰了,謝謝您們的包容,我會比心機做好D,以回報大家的支持,希望雜誌可以找到生存的機會,並能影響別人明白性別平等,彼此尊重及朝向一個更公義更包容和愛的社會努力。

祝大家身體健康,心內平安!

祝「女流」及婦進仝人業務更好,更多人參與及瞭解和明白!

願主內平安!

16/01/2010

第55期文章選讀:愛?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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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恨?

文:習慣

編按:〈女人情〉欄目過往主要刊載青年或中年女性的文章,這種傾向反映了《女流》編輯的網絡,也反映了《女流》視野的局限。少女對感情的理解,我們一直沒有了解。青少年不被視為成熟的「大人」,其想法和意志在社會上一直沒有人在意。這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位14歲的女生,我們希望這是一個開始,學習聆聽和思考不同年齡群體的聲音。相信很多人對愛情這兩個字絕不陌生。他們都認為愛情可以帶給他們幸福,快樂。然後就努力去爭取,想擁有。

爭取的過程可以很容易,也可以很艱辛,一定要有很大的勇氣才做得到。要是爭取到了,不能否認,你真的會覺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因為你可以跟自己心愛的人在一起,他的每一句話都可以讓你甜在心頭。你擁有愛情的時候,有沒有想過,愛一個人卻又不能擁有他是多麽的痛苦?你應該會覺得他們很傻,為什麽不去爭取?當然,沒有勇氣是一個原因。你又有沒有想過,你失去愛情的時候會是怎樣?痛苦嗎?可能傷你最深的不是你曾經愛的那個人,而是回憶!當你已經決定要重新過單身生活的時候,以前幸福快樂的畫面不停在你的腦海裏徘徊,你會有甚麼感覺?

那個人近乎完美,當然很多人喜歡,我也不例外。雖然我知道愛上他是錯的,可是,我卻控制不了自己。日子久了,我才感覺到不能擁有他的那種痛苦,這時候才想要忘記他已經太遲。原來我比我想象中更愛他,很多人說時間可以冲淡一切,可能某些人真的可以,但不代表全部。九個月了,現在我還是不能忘記他。這也是我拒絕其他人的原因,可是我知道放棄他是對的,應該讓他去尋找屬於他自己的幸福。他找到了,雖然心很酸,很痛,眼淚不自覺的流出來,但也有一絲絲的高興,因為他幸福了,痛苦不是因為我不能擁有他,而是因為回憶我們的過去充滿回憶。

愛情讓我們學會勇敢、放棄、珍惜。它真的可以徹徹底底地改變一個人,但我們的父母都會反對我們談戀愛,他們覺得談戀愛會影響學業,可是現實情況卻告訴我們,談戀愛並不一定影響學業。

我有一個朋友,他的學業成績很差,後來他認識了一個女孩,不久他們就談戀愛了,那女孩的學業成績很好,不斷督促他溫習,男生的學業進步了,這證明談戀愛對學業可以帶來正面影響的。

第55期文章選讀:堅持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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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的軌跡

陳餅鳳

行政會議通過後一星期,我有五天去了菜園村。昏黃的街燈照在牆上,村民的家有時我還是會搞亂,有一天要去大曾太家,卻在游叔家門前轉。但要去村長珍家吃飯、去送娣家開會、或者由河另一邊走入阿竹家,都已不再要考慮到底要轉左或是右了。

***

10 月18日千人怒撐菜園村,在行政議通過前四天。一直以來我只是想記下一個意象,在我們移師到村內前,菜站上、菜站前塞滿了人,一直塞到小公園以及馬路對面的巴士站兩旁,那應該是菜園村最多人的一天。以往村民們勞動換來一籮一籮的菜,或一頭頭牲口,我們會聚在那裡,都是因為村民的努力,因為村民在元朗、中環、旺角等走了多少哩路,才把人都帶到了菜站。

村民的勤奮是難以想像的,種菜、養豬、帶孩子。高婆婆試過半夜還在田裡,子女要去喚她回來。站在菜站上的我看到一個巨大的快門,靜止的人攝下高速來往的車輛。

***

有時我會擔憂,菜園村到底會不會顯得太小,當面對的是六百六十九億的工程。於是我開始裝備自己,要懂得高鐵的其他問題,九萬九千人次在高鐵通車時到底會否成真;總站設西九如何令財富傾斜,使西九交通混亂,又令文化界擔心西九 會成為另一個迪士尼;大角嘴多棟舊樓頓成危樓,亦有其他地區地層被收;多棟通風樓要在市區興建,地道可能要用爆破挖通;地下水文可能從此被永久破壞,香港農業真正成為歷史,還有更多。

遊行前一星期,認識了一班新朋友,他們也是為著反高鐵而來。有些人也一樣覺得,焦點不能單聚在菜園村,要拉開戰線。我們開始傾行動,傾定位,他們行動力很強,我覺得有很多新的能量。

***

遊行那天雖是和村民一起走,但心神恍惚,為著夜晚的行動。我覺得我沒有完整的心理準備。去到立法會以後一切都進行得很快,我們一班以「八十後」為號召的朋友小心翼翼,時機一到我們勢如破竹地衝上行人路直到政總玻璃門前,入閘 前一刻,燦叔在我身邊──他六十多歲,我們一起第一次做這樣的事情,我感覺到他也興奮。

在政總門前坐定後,我發了一次言,那時已經過了一些時候,總算定了點。我坐在玻璃門前,明明想好了對白,站起時卻倏地發現很多村民仍在場外,一時緊張得說不出話來。後來我出去找他們,他們脫了鞋子在走「石春路」──村民總是有辦法在不同的地方形成菜園村的氛圍。

後來長時間留守、對峙時,我也有緊張及激動。terry問我為何如此,我想是這麼久以來的壓力,有了爆發的對象,但在那些肢體踫撞的過程之中,我沒有真的害怕。我想起同伴陳彥楷的紀錄片,那其中高婆婆的立體形象,她對自身生活的掌握、熟悉、享受、不捨、維護,早在收地拆屋之前已經發生,他們是與土地掙扎拉扯中成長的,而我一直以來活於安逸之中。

***

被抬出去以後,四肢發抖十數分鐘,但內心卻是從來沒有的明晰。

在 29日遊行至今天四天中,有三天都去了立法會行動,明天也會繼續去。議事規則,民主黨民建聯工聯會功能組別,從不熟悉,但這一刻成為了極重要的抗爭對象。在名為「青年」的 人群中,我們連成一條龍圍著立法會走著,村民走了兩個圈就停了下來,我有著實害怕,我有沒有離他們愈來愈遠。

在傍晚傾往後行動的時間中,卻由別的朋友提出應該要以菜園村為其中一個重心,不應掩蓋了菜園村的聲音。在那些來來往往的討論中,我驚覺自己的身位退得如此後,明明地鐵到去中環,上去立法會那段路裡面,一心只想著要看看村民 是否安好,示威完了以後,又立刻想去接高婆婆和游叔回來。

我能看見他們比以前憔悴。他們比一起抗爭之前緊密,但也隨著形勢艱難變得憔悴。遊行前一天,關注組副主席明哥娶新抱,和尋常人一樣擺酒,我們難得一起拍了許多笑得很燦爛的照片,我們踫杯的時候也離不開說不遷不拆。

***

政府真是很難以理解的機構。多少次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甚或今天的工務小組,鄭汝樺坐在那個位置上緩緩地說村民想要不同選擇,給村民公屋居屋已是特事特辦。別人問起總說是不是八成人簽左。我不懂得計數,我只是知道那眾多看見我就會微笑的村民,仍有多希望不遷不拆,在每一次四五十人的村民大會裡面,村民如何分析政府的賠償使他們的生活無以為繼。

那個政府到底是為誰工作的政府?

今天在立法會靜坐時,背後開始慢慢聚集了一堆老人家,在遮打花園。我沒有即時記起,他們就是爭取居留權的父母們。在我們圍著立法會、通過遮打花園遊行時,那些家長一直也在。那一刻我好想讓菜園村的村民們知道他們,也讓爭取居留權的家長們知道高鐵。但我沉默了,莫名的難過,我們的政府如何對待家庭和社區,所有歷史突然聚在一刻,家長已經遊行了十年,多少家庭被政府拆散,一如以往其他的清拆迫遷。

若菜園村失守,我們也失掉了香港的根,等同承認,我們只有一個香港,一個只容得下中環及大西九的香港。

***

有時我會想,對於菜園村來說,我是不是太小了。

繞立法會幾圈後,我們再坐在村民身邊集會。立法會財委撥款,其實等同推土機來到村民家門前,看著今日一起示威反高鐵的百位朋友,我知道十月十八日那一圈的人,此刻也在那推土機面前。我們必須面對現實的殘酷,一千人到菜園村拍照,幾千人遊行,都未必敵得過會議廳裡那幾隻手。

可是我們要記住,若然今天這推土機蹍過村民的心血與鬥志,他朝當真正有鐵臭味的推土機來到菜站,我們都知道我們會在哪裡。

 (寫在2009年12月3日凌晨,第二次工務小組討論之前,寫在立法會撥款通過高鐵項目之前)

第55期文章選讀: 從周刊雜誌的父權語言到性別形象的本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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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周刊雜誌的父權語言到性別形象的本質化

——從《東方新地》陳巧文事件說起

文: 俞劍龍

 陳巧文被視為激進的姿態參與社運,因其行為、外表及其他而受到傳媒的注意,近日《東方新地》更以「80後女神陳巧文晒籮示威」為題作封面故事報導,事件引起各方的議論,然而爭議大多著眼於照片的侵犯私隱與否,以及照片與公眾利益的關係,但陪同照片出現的文字描述卻被忽略了,這類風格獨特的文字其實是周刊雜誌的特徵,本文就此空白略置數言。

(一) 從周刊說起

周刊雜誌是赤裸裸的商業媒體,以其媒體定位而言,為了銷量而報導風格出位,本是平常不過的行為。因此《東方新地》緊扣八十後的潮流,報導陳巧文的私生活,實是意料之內的事。

然而,敗賣陳氏私生活的手法,並不是事實描述性的報導,而是以言語作為權力的工具,在字裡行間隱含了不少陽具理型主義的父權性別意識,例如仔細描述陳巧文的貼身衣著及胴體,以將她定性為被凝視的他者;以「晒蘿」暗示陳巧文乃是主動展示身體;以「玩轉長洲」賦予陳巧文不成熟、玩世不恭、不懂事的女性形象;以「豪放惹火」悄悄地將陳巧文塑造成慾望的對象等等。

周刊雜誌發明種種具壓迫性的形容女性身體及行為的辭彙由來已久,已非一日之寒。諸如「飛釘」、「漏奶」等辭彙,以「飛」和「漏」等動詞,暗示女性乳頭和乳頭主動或被動性的「不安於室」,以及定型此等女性為不守(於性別角色的)本分、社會主流的叛逆者。誠如蕭珊娜.費爾曼(Shoshana Felman)所言,社會上男性主導的意識形態,尤其表現於語言之上。語言、符號系統,甚至文化體系都被父權浸透。周刊雜誌為了銷量,不但服膺於父權主義將女性化約為商品和凝視對象的意識形態,更主動參與創造種種暗藏權力意味的言語和辭彙,不單在當下施展了語言暴力,更為父權的壓迫機器鑄造能於未來繼續不斷使用的新武器。

(二) 讀者如何看

退一步想,即使周刊雜甘願為虎作倀,讀者也有選擇的空間,為何雜誌仍然暢銷?呼之欲出的理由,是父權主義仍然是香港主流的意識形態,既得利益者固然不論,被壓迫者似乎大都甘願服從父權主義的文化霸權,把陳巧文事件或其他被報導的女性視為茶餘飯後的話題,甚至加上數語批評譏諷,主動以「發姣」、「以為自己好索」、「水性楊花」、「狐狸精」等父權的語言和辭彙參與壓迫的行為。

單就陳巧文的報導來說,對這些讀者來說造成什麼效果,帶來了什麼訊息?——原來社運界、八十後他們之所以行為過激、主動爭取,是因為他們是特立獨行的「怪胎」,單看陳巧文這個不守婦道的姣婆的淫行便可以知道了——姑勿論這是否既得利益者有意安排的妖魔化,還是傳媒的無心插柳,事件令所謂主流大眾對社運人士的印象,尤其是女性社運人士的形象,(繼被指為刑事毀壞的陳來女士之後)又一次被父權主義的所定型,(女性)社運人士再次被本質化為社會上的小眾滋事者。甚至由此而株連同類,有心人又可以因著性別而再一次模印女性主義運動者為激進的、「攬事的」少數不安本分的女性的刻板印象?

然而,受到周刊雜誌獨特語言所害的,又何止於陳巧文及女性社運人士?當讀者日積月累地看到這邊廂一個女星「姣搭中坑」、那邊廂另一女星「拋胸搏反彈」,父權社會中本質化的男女性別角色定型,就滲透於讀者的意識形態之中,父權主義的文化霸權再一次得到肯定,為了避免淪為具主動性「姣精」,女讀者就只好乖乖瘦身美容,好好地當個乖巧順從的男性附屬品了。

第55期文章選讀: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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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   

文:殷翠

曾經當選灣仔區議員的金佩瑋及婦女參政網絡主席劉家儀, 對於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抱著同樣目標,就是要求取消各種以小圈子形式存在的組別,但二人對這次的咨詢期所發生的卻有不同的看法。我們以口述筆錄形記錄下來。

金佩瑋認為…

這次的政制改革咨詢,基本上是反映了政府不惜一切去維護一班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功能組別正是這群「勾結者」。事實上,官商勾結一直存在,只是過去的殖民政府較為自制,因為「我的統治才是最重要」。但現在的政府已不再做這個角色,而是全面進入新自由主義。特首永遠是姓李的人,不論是誰做,都是姓李的男人,傾斜向勾結者的利益。掌握政權者認為,只有勾結者才能保存政府,市民就是要推翻政府,我認為這樣的看法很奇怪。

在這樣的前提下,不論是 2005年的政改討論,還是2010年的政改咨詢,都是沒有意義的。再者,基本法已一早寫明了2007年和2008年雙普選。所以兩次的政改咨詢都只是在延續「勾結者」的利益。我看到的是北京政府比任何人都緊張要繼續殖民形式的統治,所以我對整個政改沒有期望。

民主其實最重要是市民的參與,投票只是基本,民主是白飯和青菜。政黨和政團有責任去推動市民參與,去培養民主意識,民主不只是一堆數字和選票。但20多年來,我們的政治人將整個民主放在數字和選票,其實民主是要市民充權,由日常生活去培養自己的民主素質,不是只是喊口號。

金:沒有女性主義的平等和包容

最近的公投和我以上所言的民主可算是沒有關係,因為那只是一個口號化的行動,而且人人被要求歸邊,不是朋友便是敵人,作為一個女性主義者,我對這樣的情況很反感,為什麼要我歸邊?有不同的意見不代立場不同,迫別人歸邊是極度不民主,一個這樣的民主有甚麼用?從女性主義的角度而言,說的是容許和包容,現在這樣的民主,要來也沒有用。

在這次的政制改革討論,我感受不到平等和對人民的尊重。這場「所謂」的民主運動,即不論是「公投」還是「終極普選大聯盟」,我眼中看到的,都是人民只是被視為政治鬥爭的工具,若然這真的是一場民主運動,那麼,我們應該要見到民主和女性主義的態度。

我對父權沒有深刻的認識,但現在整個政治民主黨派「很父權」,好masculine,總是認為市民不識,為了效率而禁止了很多人的聲音,父權或者是為了效率,但不論是公投和終極普選都是黑白分明,二元對立,沒有討論的空間。

劉家儀認為…

這次的政制咨詢只是一個假咨詢,與過往一樣是假的。政府提出所有的方案都不是邁向普選,如行政長官的選舉委員會,為何只有由800人增加至1000人的選擇,而沒有「取消委員會」的方案? 立法會的功能組別制度不僅沒有廢除的建議,也沒有逐步減少議席的選擇,反而是提倡增加議席數量,與香港人要求多年的普選背道而馳。簡直是荒天下民主之大謬!

,整個政制既沒有時間表,也沒有路線圖,更談不上未來政制發展的普選方向。相反,政制改革有如鳥籠,限制人民於一個小得可憐的框框內。這說明了政府毫不尊重民意,亦不打算落實《國際人權公約》和《基本法》的要求,只是再一次赤裸地維護大商賈和小圈子集團的「政治特權」和「經濟利益」所做出來的政治把戲。

此外,中央政府多次以「釋法」推翻民意及阻礙落實《基本法》最終達至普選的規定,實在令港人對中央政府失去信任。近期,一些大陸官員和人大代表范徐麗泰更發表「中央不可能承諾有普選投票權」的言論。這種公然對基本人權的踐踏和歧視,令人髮指! 政制改革在這時刻,香港人可以怎樣?其實,我們可以與不守法且專制的政府抗衡,彰顯「人民力量」。這是2003年71精神給予香港人最大的肯定價值。

劉: 社會有普選、有民主,才會有性別平等的發展空間

民主是人民平等包容的社會參與,普選是透過公平的選舉機制,產生人民的代言人,是不分男女的。我相信人民授權的政府會保障社會不同範疇人士的需要。台灣是一個好例子,許多有關性別平等的法例和政策大都能獲得行政和立法機關的支持,繼而逐步在社會落實執行。甚至連台灣鐵路的網站都會有性别觀點主流化這一欄。

反觀香港那個「行政霸權」的政府,連市民基本的選舉權都不會尊重,又怎會顧及弱勢社群的權利呢?!別說太遠,就以檢討平機會的三條法例來說,我們的要求已提出10年之久,卻半點未做到。因為政府的「老闆」不是市民,而是大商賈。

商界透過小圈子選舉特首及立法會功能組別這種斤「特權政治」制度,壟斷經濟成果和歧視基層市民的生活尊嚴。因此,女性在這種「官商勾結」的大環境下,承受著就業、貧窮、年齡歧視、全民退休等問題。可是立法會就連沒有約束力的動議辯論都沒法通過,又如何立法保障弱勢社群呢?

因此,香港的堅尼系數不斷上升,貧富差距愈來愈大; 巨商大賈富甲國際社會,中產卻無力購房,基層亦沒錢吃飯。倘若這種「特權政治」多存在一天,社會步向「爆煲」的日子又近一點。老生常談的一句話:「民主民生是分不開的。」我們幾十個民間團體仍然是求2012年雙普選。市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等不到2017年了。

有人說:「人大已經釋法,問我們是不是食古不化?」但我們講的是實實在在的人民生活,而不是冷冰冰的政策和法例。「人大不是皇帝,釋法不是聖」。如果中央政府只維護其政權,要老百姓任特權魚肉; 如果特首只為了討好小圈子選民, 而繼續官商勾結,香港人不應坐以待斃。公投也好,終極方案也好,如果只是政治人物的籌碼交換,是沒有意思的! 因此,民間團體必須站起來,不是靠邊,也不是分裂,而是主動地將政制推向以人為本的方向。

我不希望看見香港越來越「大陸化」,即是甚麼都為政治服務。以「變相公投」為例,中央拍板定性後,親中政黨商團跟從,行政機關配合,傳媒自律,就連「拆街板」的慣例也可以打破,試問民主普選和人權法治又怎會逃得過被政治踐踏的命運呢? 我開始為香港擦一把冷汗。

雖然社運與政治都充斥著父權文化,但我不會只選擇冷眼旁觀的鄙視與批評。我相信只有參與才能改變,包括以女性主義改變父權文化的世界。

第55期文章選讀:記「1212屯門基建與居民參與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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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1212屯門基建與居民參與論壇」

文: 陸少琼

綠慧公社一直以來都十分關心和跟進屯門要興建焚化爐一事,直至9月6日收到一個朋友的呼籲「一人一電郵反對屯門至赤鱲角段的港珠澳大橋及屯門稔灣超級堆填區」事宜,開始接到許多相關的資料,才知事關重大。原來屯門不單要起焚化爐,還有幾個大型設施正在醞釀萌生!為了保護屯門區居民的健康和香港新界西北面的生態,為了保存一個空氣清新、環境優美的屯門,便迅速地將這個訊息轉寄給其他關心環境的朋友群組,頓時引起各界的關注,相繼就這兩個項目都發表反對的聲音。

在短短兩天時間,做聯絡、籌備和通知媒體的工作。在10月12日組織了屯門、元朗、東涌居民和關注的朋友共十多人在灣仔稅務大樓門外,戴著寫了願望的口罩,宣讀意見書,叫口號,居民更自發「瞓」在地上顯示不滿。之後經過與環保署秘書和保安的一番角力後,成功上樓到達「港珠澳大橋環境諮詢委員會」門外,遞交意見書和遊說委員推翻環評,當日有幾位委員亦質疑環評報告而投反對票,但無奈環評仍順利通過!

雖然港珠澳大橋已落實興建,但連接大橋的屯門西繞道、垃圾焚化爐和堆填區的擴建仍未鐵定。所以公社毅然擔負起主辦單位的角色,定於2009年12月12日在屯門何壽基小學舉辦『1212屯門基建與居民參與論壇』,邀請屯門區所有的區議員和關注環境的組織講解各基建的內容,令居民了解屯門將會面對各樣建設興建時所造成的影響,並提倡向政府爭取居民的知情權和參與權!

屋邨管理剥削居民知情權

在12月初,為了宣傳論壇,公社社員和朋友們分別在屯門蔡意橋、杯渡橋底和良景邨派發了二千多張單張,更在大興邨張貼單張。可惜因屋邨管理的行政關係,我們被拒絕在山景邨、良景邨和建生邨張貼單張,剝削了居民的知情權!

   是次論壇我們有發電郵邀請屯門37位區議員出席,但絶大部份都沒有回覆,只有3個區議員應邀出席,包括嚴天生先生、陳樹英小姐,及來去匆匆的李桂芳小姐。更有香港環境保護協會樊熙泰先生、香港慢慢發行動組蘇穎詩小姐、木綿社組織幹事楊健濱先生和綠慧公社職工有限責任合作社陸少琼小姐在台前發言。嘉賓們講解不同的基建資料,以及對屯門區居民將受到的影響,包括興建連接港珠澳大橋的屯門西繞道、焚化爐和擴展堆填區的項目。而我作為綠慧公社的代表,便和大家分享在參與焚化爐諮詢會和視像環諮會開會的兩段經歷。

以英語討論窒礙基層聲音

在09年5月公社被邀參與「綜合廢物管理設施第一期 – 聚焦小組」,我以屯門區唯一的基層環保團體代表出席,但是我遇到了言語不通的困難;各出席團體代表以香港人為主,只有3位外籍人士,但是整場會議以英語作為溝通語言,讓我既看不懂英文的資料文件,又聽不懂英語的發言。即使我已要求安排了即時傳譯,我也只能理解部分內容。不過,我仍努力爭取發言,轉述屯門區街坊的心聲:「即使已隔了一座山,良景村居民仍會受到堆田區垃圾的臭味及蒼蠅的滋擾,以及屯門已經存在著許多厭惡性設施。」我的發言得到了熱烈的回應,使在場人士把會議的溝通語言由英語改為廣東話,好讓我所代表基層居民發出的聲音更易表達出來。後來我的翻譯已坐到3位外籍人士的後面!

在09 年10月2日港珠澳大橋要通過環評報告當日,我們向環諮會主席遞交了意見書後,還可以憑視像觀看環評會議的過程,可惜也是用英語進行討論。我們事前曾申請要有即時傳譯,但被拒絕,原因是會議並沒有這個預備,這樣也顯示他們並沒有預備給普羅大眾去了解會議內容。場內大部份是記者、環保人士及有識之士,就只有我們這幾個的街坊,需要身邊的朋友作一些簡單的翻譯,粗略地知道會議內容,因我們經常發出聲音,影響記者們的聆聽,不時我們也遭到白眼,無奈旁聽了45分鐘後離去!總結這兩次經驗,令我深深感覺到基層市民的知情權嚴重地受到忽視和剝削。

綠慧公社對屯門基建的立場

今次論壇中,綠慧公社對於屯門興建基建的立場是:

1.質疑政府為何要花那麼多撥款在基建上,而這些基建是否真有需要性?為何不投放更多資源在其他方面?例如資助回收行業的發展,這樣,更有效地減少廢物,就不用單一倚賴堆填和焚化等治標不治本的方法處理廢物。

2.爭取屯門區基建的知情權和參與權:要求政府以及區議員主動增加消息傳遞渠道和速度,好讓更多居民能更快更清楚知道區內基建發展。另一方面,在基建諮詢會上,除了關注環境保護外,更需要關注多些居民的需要和影響。給予居民和民間組織有更多的發聲空間及參與基建的權利!

論壇當日參與的人數有30多位,包括屯門和元朗的街坊、仁愛堂彩虹綜合發展服務社區中心的職員和沙田IVE『綠色屯門』關注組的學生。整個過程歷時三個小時,大部份參與者都能坐足全程,並踴躍發表意見,雖然人數不多,但討論氣氛十分良好和投入,令論壇順利地結束!

論壇已經結束,但我們的地區工作也要繼續展開,期望可以令更多居民有知情權和參與權,從而令屯門得到合情合理的建設和發展!屯門是我們的家,我又怎能不關心,而置身事外呢!

第55期文章選讀:「以前我不想談這個」— 廣州一位回族女民工對性別權力關係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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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不想談這個」— 廣州一位回族女民工對性別權力關係的反思

文: 趙釗卿

「如果我是男孩子,不會讓那些人對我有看法。」張青(假名)這句話印證了人的經歷,從來都為性別左右。她說「以前我不想談這個,但是來廣州一年之後就不同了。」

張青是回族人,所有回族人都是穆斯林。穆斯林女性自幼處於無權地位。2001年七月她十六歲,從新彊離家出走,到蘭州找工作。同年碾轉到了廣州。2007年夏天, 她在一家土耳其餐廳當點菜的服務員。我透過廣州一位漢族穆斯林認識她。她向我述說穆斯林女孩的成長經歷、離家打工的辛酸 和當中的領會。她的故事,是少數穆斯林婦女自主「充權」的故事。「充權」是一個廣泛使用的術語, 但不同群體不同對它有不同的理解。我參與的《穆斯林社區中的女性充權》課題組,提出了這樣的定義 — 「充權」是指一種自主決斷能力的增長,它能夠改變不利女性的權力關系。「女性充權」就是一種增強了的質疑、挑戰並且最終改變不利女性的性別權力關係的能力。女性只有憑藉她們自身的力量 — 也就是說,要通過其作為充權主體的決策和行動 — 才能夠實踐充權。

質疑和挑戰既定的性別權力關係必須是女性自己進行的旅程,張青已踏上這個旅途。

由於家裡女孩多,加上父母之間出現問題,張青和妹妹在新彊自幼由祖母帶著。她說父母的問題「也許是太多孩子的關係」。媽媽不喜歡新彊,喜歡寧夏,爸爸又不喜歡寧夏,喜歡新彊,所以分開了。她和妹妹在新彊。直到七、八歲才讀書,上一年級,要帶妹妹回校。一至三年級都帶著她。平常回家就自己做飯,為爺爺、奶奶、爸爸做飯。還要照顧妹妹。「要洗衣服,從小自己做事也習慣了,不習慣靠別人。因為從小就沒有靠過。」

到廣州打工後不久,張青把大姐姐和大妹妹叫了來,還管著她們的收入支出,儼如大姐姐。離家工作,為姐妹安排工作(後來把弟弟也叫了來),替新彊家裡開了衣服店,並負責還債。經濟角色使她的自信增加,自我價值提高。她這樣自我評價:

「我的同學百分之八十上大學,百分之二十是高中生,我是初中生。他們很多人的發展也比我做得好。但我跟大學生比思想,我肯定比他們好。比知識、理論當然差他們,因為他們學了,我沒有。可能是安慰自己,「我可以學,肯定比你好」。我自己懂得很多,都是自己學的。他們只是用父母的血汗錢買回來。我不用花,是自己去領略的。我的生活經驗肯定比他們多…… 我本來就是外來人,來這地方打工,別人看不起你,自己看不起自己…很難生活下去。沒有文憑、沒有金錢、沒有身材、沒有美貌。本來我是「三無人士」; 沒有金錢、地位、相貌。不過我的生活經驗挺豐富。起碼可以自己讓自己開心一些、很滿足。我自己幸福、自我評價良好…. 我的財富是我的經歷、見識。…..沒有選錯路。」

張青並重新檢視自小因性別之故而遭受不合理同的待遇。當然她沒有也不會用性别權力關係這種詞彙,但從她說「以前我不想談這個,但是來廣州一年之後就不同了」,和她的堅定語氣、堅強的表情,任誰都會感受到她固有的性別不平等的不平則鳴。她稍為提高聲調,帶點激昂地說:

「如果我是男孩子,我爸媽應該不會讓奶奶把我抱走。以前我不想談這個。但是來廣州一年之後就不同了。……..因為我是女孩子,所以才把我抱走。以前家長會的時候會很頭痛。,我爸是一個小販,我媽又不在身邊,爺爺奶奶不識字。爺爺放羊、奶奶有很多家務做。所以我每次也沒有家長,只有妹妹陪著我。我覺得如果媽在旁邊多好,或者是男孩子就不會受到這個待遇。…..還有一個,我現在剛出來打工,老家的人會對女孩子說些什麼? 如果我是男孩子,帶個女孩子回家人家會說我有本事。如果我在廣州帶一個男孩子回家,別人會怎樣想?人家會說,『沒有經過爸爸的同意就這樣。』如果我是男孩子,不會讓那些人對我有看法。女孩子好像沒有什麼能力,好像花瓶一樣。」

當然,張青的自身力量不能一一扺抗穆斯林的不平會等的性待遇和價值觀。上面的說話,也隱隱然透著無奈和附合。回族女子出外打工,往往被誤解為容易沾上城市女孩愛美容打扮的習氣,甚至被標讖為不三不四的女子。在這方面,張青仍受制於穆斯林傳统觀念,不但不抗拒、挑戰,反而以附合行為鞏固它:

「我姐姐、妹妹回去的時候,皮膚也很白,還以為我們是在廣州做什麼的。我們回去的時間是怎麼來的,怎麼去。…… 白了一點,好看一點。人家看到我們,知道我們都沒有變。其他人回去時把頭髮弄得又黃又曲,家裡的人看不慣。老家的要求是人要本份,不要亂來。像古代的,女要三從四德,女的不要花俏,這樣不好。現在大部份人也知道,我們是好的。對我們改觀了很多。剛開始時別人說三道四。」

    這恰恰反映了剝削女性自主的力量多强大。

回族女子多在17、8歲左右由父母包辦婚姻。我訪問她時,她24歲。過去幾年,每次回老家都和應父母要求去相親,但始終沒有遇上看對眼的,父母也不勉強。我想,如果張青不是家中的經濟支柱,如果她沒有對固有的性別不平等進行反思,也許她的婚姻已被包辦了。

張青談及將來時說:「我媽說 “一條窄路走慣了,給你大路也可在上面走。但是給你一條闊的路往前走,有一天發生變化,你不一定可以在上面走得穩當。” 我喜歡現在。我可以應付得了走大路。」

對,她可以應付得了走自主充權的大路。

作者為香港城市大學亞洲及國際學系副教授。本文內容取材自作者參與香港城市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穆斯林社區中的女性充權:性別、貧困和由內而外的民主化》課題組中國廣州的研究資料。課題組由英國國際發展部資助, 唯文中觀點並不代表英國國際發展部的意見。

第55期文章選讀:飛躍半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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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躍半邊天 

文: 區美寶

婦女踢走功能組別行動

政府由去年年底推出2012政改方案,由於方案毫無新意,市民取名「翻叮方案」,而平等機會婦女聯席在這議題上的立場仍然堅持馬上取消功能組,落實一人一票選舉行政長官及立法會全部議席,但只以文件回覆諮詢實不足以表達訴求的急切,所以婦女聯席分別在一月至三月以一連串行動表達了對2012就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意見。

在1月21及25日,婦女聯席分別到了九龍區的地區政改諮詢會,及新界區的地區政改諮詢會門外抗議,所謂地區諮詢會不是任何地區人士也可以參與,一定需要獲得邀請信才可進場。很多地區團體沒有獲得地區諮詢會任何資料,而邀請名單又非常保密,一些反對政府「翻叮方案」的團體致電有關部門要求出席諮詢會,但卻未獲邀請,明顯地所謂地區諮詢會也是一場「騷」而已。

在2月22日新婦女協進及婦女勞工協會均出席了一群民間團體反對「翻叮方案」的遊行,團體立場主要是要求馬上取消功能組,落實一人一票選舉行政長官及立法會全部議席,因為政府遲遲沒有派人到政府總部閘外接信,團體便把訴求為寫在揮春上,以掟寶牒的方式把揮春掛在閘上。

在3月6日香港婦女勞工協會與職工盟婦女事務委員會合辦了一個婦女參政的研討會,出席的成員大部份是基層婦女,她們對於中央給予港人一人一票普選的承諾存疑,對於「翻叮方案」更嗤之以鼻,希望民間團體有更積極的行動,可以為她們表達對民主訴求。

至 3月28日平等機會婦女聯席及婦女參政網絡合辦了名為「婦女投一票‧踢走功能組別」的街頭論壇。當天參加論壇的有終極普選聯盟的發言人黃碧雲﹑功能組別法律界議員吳藹儀及其他婦女團體的代表。當天出席的團體及個人均對取消功能組別有一致立場,可是大家對以甚麼見方式取消則有不同意見,因為終極普選聯盟認為可以接受政府由2012開始增加功能組別議席,但將功能組別由現時的專業界別加入其他元素,直至2020年增至100席,然後取消功能組別,台上台下對此有激烈辯論,當天主持最後宣佈民間團體已成立一個名為民間一人一票踢走功能組別運動的平台,並於5月9日舉行踢走功能組別大型集會。

抗議東方新地侵犯私隱,影響婦女社運參與

平等機會婦女聯席於1月22日發出了一篇公開信,批評《東方新地》偷拍陳巧文的編採手法,已成為對所有參與公共事務的女性的威脅和挑釁,並要求該刊高層公開道歉。該刊於3月4日,於婦女聯席成員新婦女協進會網頁留言回應,竟表示「陳巧文小姐村屋寓所設置一列落地大窗通向露台,露台欄柵空隙甚闊,而且四週貼近鄰居,由於不關窗簾,鄰居或樓下途人以肉眼亦可清楚觀看其窗戶及露台。實況是陳巧文小姐自我公開私穩。正如本為藝人的陳小姐亦曾經上載性感生活照上網」。

所以新婦女協進會連同其他希望表達對東方新地甚為不滿的社運人士於3月6日下午,到達柴灣《東方新地》所屬的新傳媒總部,要求《東方新地》總編輯曹雪聰公開辯論言論自由及侵犯私隱的問題,新傳媒卻不作任何回應及解釋。示威人士於下午六時左右陸續散去。

平等機會婦女聯席38抗議

平等機會婦女聯席,於3月8日下午由立法會遊行至政府總部,要求政府正視婦女問題,尤其是新來港婦女和低收入家庭的困境;增加對社區照顧員的資助,並要求最低工資為三十三元。

隊 伍遊行至政府總部外,以名為「嬰兒大比併」的話劇,將裸體嬰兒娃娃比喻為「棄嬰」,諷刺政府不理 會低收入家庭的幼兒,沒有重視幼兒的照顧。隨後,各個婦女團體代表,包括群福婦女權益﹑以及職工盟代表李卓人先後發言,要求政府正視婦女面對 的困難,投放更多資源。其後,平等機會婦女聯席代表向政府遞交請願信,但由警方代為接收。

大專院校性/性別文化節

中文大學及香港專上學院均於3月份舉辦了與性議題有關的文化節。中文大學

3月8-13日中大性別文化節,內容包括大專院校性騷擾政策﹑性暴力﹑性別平等與經濟﹑性工作者的行業環境﹑性傾向﹑性慾與身體的關係等等。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原定由3月22日至26日舉行「第二屆文化性/別嘉年華」,協辦團體包括紫藤﹑午夜藍﹑青鳥﹑新婦女協進會;其中內容包括多元性愛、性愉虐、性工作者、性騷擾及宗教與性。可是校方收到投訴,指「第二屆文化性/別嘉年華」的部份內容不適合在香港專上學院內公開討論,在壓力之下迫使嘉年華籌委會抽起內容有關多元性愛、性愉虐、性工作者的活動。專上學院同學及協辦團體在嘉年華閉幕時均對校方干預學術自由表示失望及憤怒,院長承諾樂意再與同學及團體對話。

風雨蘭搬新址

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由2000年開始,在香港創立了首間性暴力危機中心–「風雨蘭」,於廣華醫院為性暴力女性受害者提供全面及即時的一站式危機支援服務。

由於廣華醫院於2011年將進行重建工程,因此通知「風雨蘭」位於廣華醫院的危機中心因重建關係而需要搬遷。協會曾聯絡多間醫院,希望能夠找到合適會址設立「風雨蘭」。最終在2008年底,基督教聯合醫院表示願意提供一個二千多呎的單位給「風雨蘭」作新的危機中心,更慷慨地減免租金,使服務得以繼續運作。由4月1 日起,「風雨蘭」在基督教聯合醫院之危機中心將正式開始運作,為14歲或以上受到性暴力(包括強姦、非禮及性騷擾) 侵害的婦女提供一站式支援服務。至於在廣華醫院的危機中心,醫療支援服務將會如常運作,但在廣華醫院展開重建工程期間,危機中心便會停止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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