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期文章選讀:女人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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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之苦》

(貓妖)

成長至今,從沒討厭過自己是女人這身份,但今次,正因為我是女人,卻帶來不少苦惱。一切也是從我向阿媽宣佈「我要一個人去歐洲玩一個月」開始。

一天,我初試阿媽底線。

「媽,我想一個人去歐洲玩啊!」我戰戰競競地說。

「跟團嗎?」她平淡地問。

「不,是自由行。」我屏息靜氣,因已踏入敏感範圍。

「為什麼不找朋友一齊去?」她聲音開始低沉。

「…她們都沒有假期。」心虛中,因我從沒想過要找朋友同行。

「你要去幾耐?」這回,是她在試探我的“任性”程度。

「…一個月也差不多了。」其實我想去三個月,只是有點拮据。

「一個女仔好危險架!」她終於說出心底話!

「有幾危險?」我反客為主,決心解構阿媽的擔憂,目的只有一個——我要一個人去歐洲!

「有咩事邊個照顧你呀?一係你帶埋我去,可以照顧下你。」一如既往,阿媽先來一招軟功,看我可否一人讓一步。

「哈哈!媽呀,我都快三十歲啦,仲唔識照顧自己咩!去到邊都帶埋阿媽,會俾人笑係 “裙腳仔”架!」表面笑談,實質企硬,絕不讓步。

「你係仔都冇咁擔心,但你係女仔嘛,一個女仔俾人咩左咁點呀?」終於來到了問題核心。阿媽口中的 “咩”字,大家明白,傳統長輩都覺得女仔一定是賠的一方。

「車,一定係人咩我既,唔俾我咩人架?」何春蕤豪爽女人上身,企圖癲覆阿媽權威!為了旅行,勇字掛心口!

「你係正正經經帶個鬼仔返來都好呀,最弊係唔到你咩人呢,外國人咁大隻,一陣柺左你去搞到唔生唔死,唔擔心就假啦!」她說得七情上面,三分靠嚇,七分真擔心。原來她不但擔心我被人強姦,還擔心我被人性虐待!

聽得我也有點心慌,連打針都怕痛的我,遇上性虐待就真係慘啦…唯有轉移問題核心,從“害怕被強姦”一轉為 “會被強姦的機會率”問題:「…係要發生,在香港也會發生…」我喃喃地吐出這一句,但信心不足。

知女莫若母,阿媽看得出我也有點擔心,便沾沾自喜地走進廚房,而我則兵敗如山倒,以為可以拆解阿媽,怎知原來自己也有未拆解的地方。

大學年代讀了這麼多女性主義、看了這麼多何春蕤,道理是明白了不少,但要把理論付諸實行,卻又是另一回事。明知阿媽是利用女性對強暴的極端恐懼來迫使我妥協;心中也明白(也是女性主義帶給我的認知),假若我是男仔,阿媽的恐嚇根本起不了作用,因為社會(女性主義會說明是父權社會)一般認定了只有女性會被強暴,就連法律也是多保障女性一方,因此男性在成長過程中,絕少會對這些事產生強烈恐懼,但作為女性的我,卻不是簡單一句「是父權社會下的產物」便能就此釋懷,我心中的恐懼,依然揮之不去。

不過,總不能為了一些 “無端”的恐懼,便害怕得什麼地方也不敢去,永遠待在 “安全”範圍,令自己更無知,最終淪為「三步不出閨門的黃花閨女」!唯有理性面對、認清心中混沌的恐懼,想出解決方案,才可安心旅行啊!於是我利用“意識流寫作”,想到什麼便寫什麼,唔經大腦地快速寫下自己害怕被強暴的原因:(因為未經大腦處理,文字也略見粗鄙,還請見諒。)

1) 個男人太樣衰,又肥又麻甩,成個林雪咁,想嘔(林雪先生,對不起,只是你在銀幕上的形象太突出了…..)

2) 支野(陽具)太粗,又冇水(陰道乾涸),會裂架,痛死

3) 唔好迫我口交同肛交,想嘔

4) 搞完之後唔好殺我

5) 佢有愛滋

6) 會唔會以後都唔想做(愛)

這樣一寫,原本心底裡不知何來的恐懼,忽然有了清晰畫面(而且多少也反映了自己對性愛行為的取態,嘿!)。但我該如何面對?我反問自己,一旦真的遇上強姦,以上六項中最害怕的是什麼?我怕死;倘若撿回性命,最怕是染上愛滋;倘若也平安無事,我想,最怕的便是心裡留下陰影,不再想做愛。但說到底,我最怕死。

理性的處理方法自然是想辦法在旅程中保護自己,如衣著不要太光鮮、財不可露眼、少去夜街,避免去少人的地方、找有口碑的民宿;假如遇上強姦,也要以保住自己性命為先,對於殺雞也乏力的我,可能只有扮作乖乖就範,然後待他勃起之際,重力攻擊他要害,然後逃走;要是逃不了,唯有求他不要殺我或嘗試叫他帶套…至少要努力把傷害減低;若我被焗暈,就只能聽天由命了。

做好心理建設後,再找阿媽傾談。

「媽,我決定了,會去蘇黎世、巴黎及倫敦。」這回,我意志堅定得很。

「你一個女仔真係好危險架。」阿媽又是以軟功開始。

「媽,要有危險,在家也可遇上意外呀,但總不能就此什麼也不做、什麼地方也不去。我也怕死,所以不會刻意去送死的。我想好了,只選較安全的大城市旅遊、不去夜街、每晚打電話回來報平安、每日更新在facebook上的相….」一口氣地把我的行程準備、如何自我保護等先前想好的種種向她解釋。阿媽聽完以後只說了一句:「唉,點都會擔心你既…」

她不再說因為我是女仔而擔心,今次是純粹“親情”的那種擔心。

一個人的歐洲之旅最終也如期出發。

登機前遇上例行証件檢查,空姐以英語問我行程去向,當她知道我是一個人去歐洲以後,她滿臉笑容的對我說:

「wow, you are so brave!」

…我扮了一個天真的笑容,但心中大罵:

「我要是男人,你會說我brave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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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期文章選讀:所謂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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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流浪

文:謝馥盈

初來報道,與新朋友吃飯。在等待上菜期間,不能免俗地談起了我來到這繁華都市前的行程。我幾乎不經大腦地講了一輪,其中一人突然打斷我問:「同樣的事情你到底講了多少次?」我想沒有一百,也該有幾十吧,在不同城市的巴士上、私家車上、飯桌上、沙發上,諸如此類。由起初勾勒想像圖的未來式,到近日覆述經歷的過去式或現在完成式,交接出乎意料地順暢。這是內化,還是麻木,暫時我也分不清楚。

去年碩士畢業之後就離開香港出門遠遊,至今剛好五個月,飛越了一州兩洋。對很多經驗旅行者而言,五個月其實不長也不短,但我在去年之前也未曾離港超過兩星期,也未離開過大東亞共榮圈,這次舉動就因而顯得有點超乎尋常。由於沒有固定歸期,旁人問起行程時又支吾以對,所以被稱為「流浪」。

我比別人多的只有時間,比別人少的只有所謂危機意識。遠行的理由十分庸俗,一是失戀,二是畢業(即失業),一心想著離開了這個不是人住的城市再算。跟家人友儕提起出門的打算時,大家不是當我講笑,就是對我不用急於投入勞動市場而感到羨慕或驚詫(當然這也得歸功於香港政府長期資助)。由於不是大富之家出身,憑兼職和研究院助學金儲得再多錢也好,總不能在沒有收入的情況下一直花錢,於是就開始思考如何以最省錢的方式走最長的路。

其實「流浪」這件事本身也是有點令人啼笑皆非。引用董啟章在《東京.豐繞之海.奧多摩》的一句:「我總覺得動輒說自己去流浪——而流浪的地點往往是歐洲,或者只侷限於巴黎——是相當肉麻的事情。」更何況截至現時為止,我去的地方都是不能更發達,相關旅遊書有如汗牛充棟,而且有錢就可解決問題的先進國家,旅程因為資訊不足和主流傳媒反映的刻板印象所產生的冒險性幾乎是零。單就目的地而言,和一般人放兩三星期假的「遊埠」其實沒有分別,即使我一廂情願地加入一些相對隨機的元素——例如只購買單程機票/車票、盡可能不參考旅遊指南、不投宿旅舍、投靠N年不見的朋友、couchsurfing、坐共乘(rideshare)的順風車、打工換宿等,餘不一一,也無法改變事情其實極其保險的本質。

可惜,我所描述的旅程,對許多人而言與危險互為一體。單身女子沒有清晰計劃、旅行時間長、為節衣縮食不擇手段、無條件接受陌生人幫助等,彷彿就是為全世界的豺狼野獸提供了捕食的機會。經過數月,把自己的命運和時間交給大量素未謀面——或曰萍水相逢——及被普遍認為不可相信的陌生人,所謂的危機固然沒有出現,連同代人最關心、或單身旅客常見的性騷擾或豔遇都如同空穴來風的都市傳說。到現在還是蹦蹦跳跳走路有風,成功推翻「世上沒有免費午餐」的民間智慧,也沒有感到特別興奮,反而為根深蒂固的觀念在眼前崩潰,莫名奇妙地感到不安。畢竟這些來得詭異地容易,彷彿現下的世界,就是二十來歲、善良正直的少男少女的天下,對人只有關心沒有懷疑。

憑著重量超過體重三分之一的背包、瘦小身型和娃娃臉,大家一眼認定我禽畜無害,結果男女老幼都對我禮遇有加。性別定型下的弱小形象,要不令人自動把我歸類為需要被照顧的一型,就是對我小腳板走天涯的大計另眼相看。曾有一位沙發(couch surfing) 主人跟我說,決定要接待一個人前,總會擔心一輪,怕打開家門引狼入室,但看到我這副模樣,頓時放下心頭大石,住多久也可以。也有同齡的牛高馬大男生說,若要在公路旁鬥快截順風車,即使我完全稱不上傾國傾城,也一定大勝。畢竟只是區區一位孱弱的女性,停車幫忙為自己帶來的危險實在太少了。

當好事變得愈來愈理所當然,旅行誘發的刺激或動蕩就會愈來愈少。每到新的城市,腦袋裡的探索和適應程式自動開始運作,對所有問題都漸漸建立起標準答案,連對進食三餐的要求也規律起來,哪怕面對的人、環境、甚至語言都差天共地。

每隔幾天就在新的沙發、床或地板上醒來,讓新的同性或異性目睹自己的睡相。煮早餐的時候隨口問要不要煮二或三人份,然後清洗各人的碗碟。晚上各自蜷縮在沙發上看書看電視,有時搭訕有時沉默。同樣事情重覆數天,就是時候講再見。在不同的對象身上實驗刻板的生活形態,彷彿要嘲弄遲暮家庭關係的機械性。

我廿五歲生日那天,在人口密集消費掛帥的城市度過,加上又是停留當地的最後一天,於是與朋友及其室友們出外慶祝。回程路上,一位在原宿街頭收過無數星探卡片的俊俏男生摸摸我的頭,說:「雖然你今年廿五歲,但看起來才五歲。」

好啦,無話可說。

所以說,「流浪」實在一點也談不上刺激呢!

第55期文章選讀:專訪女農─—沒有所謂的逆向都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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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女農—沒有所謂的逆向都市發展

黃灝林

百合的身裁不算小巧玲瓏,但她看來比筆者矮了一截。因為類風濕關節炎,她的腰板挺不直,腿向外彎,走起路來一柺一柺的。為了方便工作,頭髮修得不可再短,被太陽曬得有點枯黃。只是膚色太黝黑了。

百合是以務農為生的女農民。每天清晨,天未光,起床洗個臉,便下田割菜,挑著十幾斤籃子的菜,乘搭第一班小巴到元朗市中心,蹲在街邊擺「走鬼檔」。 原來百合一直沒有將農作物交到菜站。

自從四十年代起設立蔬菜統營處,提供規律化及效率化之市場銷售服務,以求改善農村社會及經濟情況,並協助戰後本地農民生產復元。其後於新界蔬菜種植地區,設有多個蔬菜收集站及指定收集地點,以收集、秤量蔬菜及辦理有關文件。及後因合作事業逐漸發展,蔬菜產銷合作社隨之成立。接管大部份之收集站,並承擔上述運銷業務。

由於菜站的菜價實在太低,一般以批發價甚至更低的價錢「收菜」。因為要扣除運費或行政費用,例如一籮子十多斤菜,有時只得十元八塊。扣除開支,可能連交通費都蝕,畢竟利潤太低了。所以百合由務農到銷售,以一人經營模式運作。親力親為,「賺得一蚊袋一蚊」,但亦具風險。「賣到先有錢買餸……有幾廿蚊咪算好囉! 試過有次一朝早俾人拉咗都無錢俾……我都未開始賣,邊有錢俾吖? 唔係唔想俾……」百合是老實人,做小販,屬非法擺賣,菜被沒收了,盛惠「五舊」,只會感到無奈。

還以為百合一直是擺「走鬼檔」。「以前住對面海,我同屋企人賣菜嘅,後來結咗婚,先至跟住老公搬入黎元朗,開始耕田種菜……果時我都仲有日日拎d菜去香港仔賣架……都三十幾年喇……」年輕時百合住在港島,與家人賣菜維生,與同樣是賣菜的丈夫結識,婚後才搬入元朗,搭了間屋,租了幾塊田,開始種菜。

「由元朗拎去香港仔?好遠喎?」三十多年前交通尚未發達,由元朗去香港仔,即日來回,筆者感到匪夷所思,追問百合的交通路線。但百合講了半天,又行山,又過海,迂迴曲折。

筆者根本沒法記得住,總之是攀山涉水。「後來又去過上環賣埋海味呀……」「海味都做埋?自己曬呀?」「唔係,攞貨賣啫……賣菜同賣海味一齊……」「點解要去到咁遠?唔喺元朗賣呢?」百合目不識丁,以前在香港仔一直以賣菜為生,熟悉當地行情,要轉「地頭」,不是容易。百合負責賣菜,丈夫留在菜田,分工合作。

儘管每天長途跋涉,百合也毫無怨言。後來百合決定不再過海賣菜,原因不是因為太辛苦,「佢(丈夫)唔識割菜……識種唔識割,割得唔靚又賣唔到好價錢……我又做唔到咁多,咪唔再過海賣囉……」由於百合兼顧不到,於是與丈夫「疊埋心水」,留在元朗種菜和賣菜。

以前元朗有不少農地荒廢,由於位處偏遠,地主都樂於以很低的租金,租予農民。既有人開墾,又有人打理,農民亦因此可以耕作糊口。「果時講個信字,都唔駛寫紙 (立契)……我又唔識字……一年先收一次租……」百合一家人自從搬入元朗後,也經歷過數次搬遷,「政府收地,我哋咪搬囉……搬過好多次架啦……地又唔係自己,有咩辦法……」

其實除了擺「走鬼檔」,百合亦會「交菜」給其他菜販,已有一批「熟客」。訪問期間,百合亦接到電話,有「熟客」約定翌日買菜。「呢排椰菜唔靚,唔係好多咋……我無咁多比你呀……」掛線後百合告訴筆者,「有啲阿婆話我啲菜靚,又夠新鮮,會拎我啲菜去賣……唔係住元朗架……」由於只係賣給「婆仔」擺「走鬼檔」,百合只能以「批發價」「零售」,事實上,利潤實在有限。

百合的子女已經長大,亦早已搬出市區工作。「佢地打政府工,份工好好架……自己搵咪夠自己食……有時都會俾啲我買嘢食……果次俾人拉咗罰錢都係我個女幫我俾咋,唔係邊有錢俾吖……我都未開始賣,邊有錢俾吖? 唔係唔想俾……」「點解唔申請綜援?」百合六十多歲,丈夫亦已超過七十,在農地附近的地盤打工,一個月收入約三千元。這種年紀,其實已經是退休年齡。百合卻不以為然,「我有手有腳,仲做得,唔駛嘅,留番俾d有需要嘅人……」

都市發展是以人由鄉郊向市區(rural to urban)遷徙,並由從事第一工業(primary industry)轉型至第二或第三工業(secondary or tertiary industry)為城市化必然步伐。百合由三十多年前起,選擇由港島搬入元朗,由零售業轉型至農耕業,屬罕有地逆向都市發展的生活模式。

事實上,百合的丈夫早已放棄種菜。畢竟下田耕作的工作需要大量體力勞動。現時只有百合一個人下田,農地只有百合一個人打理,部份農田逼不得已荒廢。由清晨開始割菜、賣菜、澆水、施肥、除草,還要做家務、做飯,忙一整天。有時甚至工作至午夜。筆者不禁盤算「五百元」的份量,可能是有些人身上一件汗衣,可能是百合很多很多籃子的新鮮蔬菜,可能是不少小販竭力籌措的公民責任,也可能是……

筆者問百合為何不考慮退休,百合卻強調自己「有手有腳」,想「養自己,唔靠政府」。所謂都市發展的理論,對百合都不管用。至於她,只想有尊嚴地,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既賺不了「大錢」,但求有飯開; 有塊田,種了菜,收成已經「有得食」,不會餓死。

註: 第一工業(primary industry) ,是在發展中國家的主要工業活動,是直接從自然界獲取產品的產業,包括農業、採礦業、製鹽業方和漁業等。第二工業 (secondary industry) 是指製造業,第三工業 (tertiary industry) 指不生產物質產品,主要透過行為或行式提供生產力並獲得報酬的行業,即服務業。

第55期文章選讀:讓我們認識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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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認識彼此:訪《我們的娃娃》 及《公民調查》導演艾曉明

文:殷翠

甚麼是紀錄片?這不是一個容易有定論的題目。對於人稱「艾老師」的艾曉明而言,紀錄片就是要「讓我們彼此看見、認識」,是一個民間的紀錄。

艾曉明有很多的身份,她是大學老師、紀錄片工作者、女性主義者、公共知識份子、一個孩子母親…她也是2010年法國西蒙波娃女性自由獎的得主。這個獎項表揚她的女性主義研究、為女性權利的抗爭和拍攝十多部有關中國當代社會、婦女和維權運動的紀錄片。可是,由於被中國公安局告知不得續辦護照,她無法離境往法國親自接受獎項。在今年初,她也無法出往香港中文大學,出席關於她拍攝的四川地震紀錄片研討會。

「平和」的文學教授

今年57歲的艾老師,是一個拍了10多部紀錄片的退休大學文學教授,除了拍紀錄片,也喜歡燒菜,每次有朋友來,她總會燒菜給朋友食,像這回筆者到訪,艾老師便特意燒了一道廣東口味的菜,還有湖南味道和川菜。只是,她家除了是燒菜的地方、朋友的聚腳地,也是她的戰場——一部部感動人心的紀錄片,就是這裡進行後期製作。

紀錄片工作者往往讓別人有一份較難觸摸的感覺,艾老師看來不怎樣自覺,卻是一個性格非常平和的人,很有親和力,但她的觀點和鏡頭都同樣尖銳,這樣的「搭配」,有點像廣東話所言的「棉裡針」。別人說佈置反映了屋主的性格,那艾老師一定是學者,因為她家中最多的是書,其他的,都是和孩子一塊拍的照片,當然還有和她拍攝的紀錄片有關的照片。

在還沒有退休以前,艾老師是廣州中山大學任比較文學系主任。從2000年開始,她開始了教授女性主義。她說:「女性主義不同其他學術,不可能只教理論,不可以對現行問題說我不理解。」所以她在課堂上播影片授課,「看紀錄片、電影授課可以有具體情報、狀態,像在十年前要教授同性戀,用兩個小時(影片)就可以看到狀態。」在2003年,她自己也開始當起導演來,翻譯和導演了美國的《陰道獨白》。

用鏡頭說女性主義

過了不久,艾老師便開始了她拍攝獨立紀錄片的拍攝,那是老師以鏡頭說女性主義觀點的起點。在2004年,她把一個母親尋找女兒被強姦致死真相的湖南黃靜案紀錄下來,即《天堂花園》。到了2005年,她又拍了有關廣東村民選舉的《太石村》。艾老師的作品還包括了《中原紀事》,片中講述河南愛滋村的女性因為血漿經濟而感染了愛滋病。

艾老師有關2008年5月四川大地震的作品《我們的娃娃》 及《公民調查》,更是為人熟悉。她在2008年6月、8月到了四川災區兩回;她和志願者一起,去了汶川、北川、青川、都江堰、綿竹、 漢旺等地,到達了倒塌學校廢墟,探訪了學生家長、拍攝了孩子們的照 片和遺物。

《我們的娃娃》中,是至今仍然堅持著為死難娃娃討回一個說法的家長們說自己孩子的故事,這些家長大多數是媽媽。她們對著艾老師的鏡頭一口氣地說自己子女的故事,她們一邊說、一邊哭。在鏡頭另一邊的艾老師,也在一邊哭。

「我自己是女性,有很明確的目標,我們的娃娃是說孩子。述事能力最強的是母親,把痛苦說出來的是母親,因為在家中,長期陪著孩子的是母親或奶奶,因為父親離家去打工。佷多人去採訪,非常多的母親講自己的經驗,是超過父親與孩子,那是因為中國社會的分工,是傳統上的,不是有意這樣。母親長期操家務,全部的希望是孩子。 」她說。

由文學教授兼當紀錄片工作者,艾老師不認為那是一個刻意的改變,她自己看書學拍攝,跟中國獨立紀錄片導演胡杰學後期製作,過程當中不涉個人榮辱,不是甚麼中年轉業。她的願望,是從民間角度提供一份影像紀錄。

越見孤獨的旅程

因為種種條件的限制,艾老師不能隨意拿起攝錄機便隨意跑。作為一個只有她一人的拍攝團隊,她需要想得很清楚才決定是否進行紀錄,要怎樣去進行紀錄。「那時候,四川有些電話打來,主流媒體也走了,我才決定出發。我去能做甚麼?要考慮會否給人家麻煩,去了會否欠別人?」她回想著。

大地震過後,現在,有些母親開始重建生活,有些在想是否再要孩子。艾老師有一個孩子,同樣是母親,一邊拍攝著這些娃娃們的家長,心裡很難受,更難受的是知道這些家長所體會的痛苦遠超她可以想像。「拍的時候是6月,後來是8月,我邊哭,心裡不平常,剪片的時候,一邊剪一邊好痛苦,現在做了一個英文字幕版,我一直都沒有看, 不想再看…這個地方,政府也好、負責人也好,都沒有能力面對。」她說。

過去「黃靜案」、太原村或四川地震,艾老師都是靠著一群志願者的協助,只是現在的路越走越困難。「沒有一個可以幫助我的人很困難,我覺得好困難,不知道應該走下去?好vulnerable。掉了一部機要2、3萬一台。」艾老師說。

還有體力上的要求。她說:「一個人,57歲,要體力來工作,還要背腳架…過去攝影機不止是一種專業,是男人的專業、男人的機器。但現在有了軟件,可以利用女性的優點細心,對圖像的敏感、對人情感受和觀眾的理解,思考來龍去脈和線索,現在的軟件很好用。」她說。

體力上的痛苦遠不如精神上的煎熬。不敢找別人幫忙,自己背著所有的拍攝儀器,其實還自己一個人背負著整個片子的靈魂。

艾老師說了數次,覺得拍攝的過程好孤獨。「拍攝的時候很孤獨,像拍譚作人審判的時候,一個人做。」結果當然拍不成,更被趕走了。《公民調查》紀錄了譚作人進行民間調查四川地震災區的豆腐渣工程。譚作人在今年2月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有期徒刑5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

若想對《我們的娃娃》和《公民調查》有進一步的了解,可到以下網址:

《我們的娃娃》簡介

http://www.smrc8a.org/smff2009/main.htm

《公民調查》簡介

http://womendewawa.blogspot.com/2009/12/blog-post_5524.html

節錄自譚作人被禁制的最後陳述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lw&Path=2199067092/47lw.cfm

第55期文章選讀:強調自發者的行動- 陳巧文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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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自發的行動者──陳巧文的故事

文:鬥牛勇士

初次認識陳巧文,是在2008年的暮春。那時奧運的所謂「聖火」快要傳到香港,陳在網上呼籲關心的人到港大開會商談示威事宜。我與幾位朋友對當時民族情緒完全掩蓋國內的人權和民生議題十分不滿,也有意做點甚麼,便來探探情況。記得那晚來到港大黃克競平台的時候,只見陳與幾位外國友人在國殤之柱旁被記者圍住,後來數位內地生扯了一張紅色五星旗,遮在陳等人的雪山獅子旗前面,不斷大吼「one china」。看到陳與某內地生在外國記者面前不斷以英語爭辯,實在有點不忍卒睹。為了嘗試解圍或者轉移視線,我與朋友商議過後,便隨手寫了些標語,然後爬上國殤之柱大喊「平反六四」……最後那晚都沒有談到甚麼,響應陳網上呼籲的,除了一堆外籍朋友,幾乎只有我們幾位。時間不足,加上語言不通,關心的議題也不同,談不了一會便散了。後來的故事相信大家已在主流媒體知道,陳及她的友人在彌敦道被警方以「保護」之名強行拉走。當然,她的故事還有很長。

「坐牢的代價真是太低」

以數人之力面對在彌敦道數以萬計的紅衣軍(當然,最直接的阻攔還是來自警察),真可說是名副其實的「雖千萬人吾往矣」。如果當時的她可被形容為不畏虎的初生之犢,兩年後再問我「那晚那個人是不是你」的她,已被抗爭的重壓和星火錘鍊成一頭蠻牛。今年3月13日,西藏人民抗暴51周年剛過去,三一四事件2周年將到來,陳打算一如去年在中聯辦門外舉行燭光晚會,警方卻架起鐵馬如臨大敵,以數倍於示威者的警力,拒絕讓示威者接近中聯辦大門。陳和幾位朋友堅持要在大門繫上示威物品,數番糾纏,最後以我們的某個朋友被警方拘捕作結。

事後我坦白地跟她說,在這個議題上,以及考慮當時的場景,冒險被檢控並不值得。原因包括:當晚示威人數太少,最後幾乎已沒有朋友負責拍攝工作(只有警方單方面的錄影証據,對可能會被檢控的示威者無疑十分不利);香港太少人認識和關心西藏議題,遑論同情,衝突只會將議題變成另一宗警權問題,無助公眾了解更多;處理被檢控和坐牢的時間,可以做很多文字宣傳和組織工作。她的回應是:「文字宣傳和組織工作是重要,但在香港會行動的人實在少得可憐。有些行動沒有人做,我們就去補位。其次,相對於在內地被打壓的人民或者維權人士,在香港坐牢的代價真是太低了,我認為因此而坐牢絕對值得。何況,我們又憑甚麼評估,行動不能引起公眾注意西藏問題呢?」聽到這些話,原本自覺理直氣壯的我倒是有些被說服,雖然心裡嘀咕,她不做那些宣傳和組織工作,在香港還真不知道有誰會做西藏議題呢。何況,行動與宣傳和組織工作相輔相成,又豈能有所偏廢?

「不應假設行動者沒有思考」

讓我們將時間推前一點。其實在反高鐵運動的時候,運動內部也曾出現過類似爭論。最重要的問題,倒不在於闖入立法會阻止表決,在現實上是否可行,或在策略上是否適合,而在於運動中不同想法的組織者或行動者,應該如何互相協調。

有些朋友認為,嘗試越過警方防線時,除了要避免身邊沒有準備的朋友可能遭受池魚之殃,還要考慮更多。例如,某些「激烈」的行動,可能會嚇怕其他人,反而降低了群眾的政治參與;又如,對於行動可能造成的後果(譬如說被檢控或入獄),某些朋友未必有充足的思考和心理準備,但有時卻會因為情緒高漲或同伴牽頭而參與該些行動。因此,行動者應該對同伴負上若干「責任」。

有些朋友(如陳)則認為,降低群眾政治參與的可能性,在很多情況下不構成避免「激烈」行動的充份理由。一來是,群眾的政治意識並非固定,相反會受很多因素影響──譬如說,重覆的行動會normalize(正常化)了一些表達異見的方式,當然這個轉變過程與參與行動的人數、訴求、媒體報導有十分複雜的關係;二來是,行動者會隨住更多行動經驗,對行動有更深的了解,以至提高自身的政治參與。至於對同伴的「責任」問題,陳乾脆回答:「我們不應該假設自發的行動者沒有仔細思考,所以沒理由當場攔阻別人,同樣,別人也沒理由當場攔阻我們。」

「自發網民」

行動者的責任問題需要另文討論(限於篇幅無法詳談),但這種毫無保留地相信理性主體的思想傾向,在我看來,的確是貫徹始終地體現在陳巧文在不同事情上的思考。

反高鐵運動開展之後,「八十後」之名沸沸揚揚,氣勢一時無兩。陳經常被媒體視為「八十後」的代表,但其實她從未以「八十後」自居,也不認同這個標籤。她認為,是否參與運動或抗爭,根本無關年齡,「八十後」的標籤會造成很多誤解。相對來說,她比較喜歡以「自發網民」來稱呼自己和她的朋友。強調「自發」和個人自由,嚮往鬆散的組織,相信愈多制度和規矩,會帶來愈大的壓力和妥協。組織化與否的問題,甚至成為了她和她的朋友爭論不休的題目。

崇尚個體自由和抗拒組織的想法,同樣反映在她對性議題和政治經濟議題上的取態。「香港的性行為年限令我最為憤怒的是,如果兩人皆未成年,男性總是被理解為應該負上責任的人。這樣對男性不公平,對女性也不公平。因為這只是父權觀念的複製,永遠假設女性有性行為就會蝕底,因為女性不想要,或者女性根本不知她們想要甚麼。」「在理想的社會中,最低工資不應該存在。不過我是一個Nozickian*(諾齊克主義者),信奉Principle of Rectification*(矯正原則)。現時香港的經濟根本完全不是自由市場,而且一直以來的不公義造成了瘋狂的財富和權力不均,因此最低工資作為矯正不公義的工具。」

強調個人權利和自由的優先性,相信在道德上和經濟上,政府的干預和規管應該愈少愈好。如果用網上流行的Political Compass*來標示她的政治光譜,她的位置當在右下方,與一眾傾向左翼的社運朋友,在圖表上維持一段不小的距離。

千千萬萬個陳巧文

無論陳如何極力否認,「八十後」之名仍是如影隨形。多得坊間雜誌那些三分真七分假的「封面故事」的塑造,「八十後」彷彿成為了立場一致、有組織、有明確位置和發言人的團體。最可笑的是,連媒體工作者也相信了自己有份炮製的「事實」,於是類似笑話不斷發生:

記者:你們八十後怎樣看xxx,會不會參與xxx?

陳:其實我不是八十後。

記者:甚麼?你不是陳巧文嗎?你不是八十後?

「八十後」的聲勢為她帶來更多知名度,有知名度當然多了發聲的機會──雖然她否認了這麼多次八十後都不果,主流媒體在多大程度上能給我們發聲機會,真的需要仔細思量──但也帶來更多麻煩。例如《東方新地》早前便大肆刊載偷拍得來的室內生活照,更加鹽添醋亂作一通。私人空間被不良媒體入侵,自然飽受困擾,她說至今還不時做被狗仔隊騷擾的惡夢,總是疑心窗外有鏡頭,出外又要承受路人的異樣目光。

媒體帶來的問題尚不只於此。那時候接訪問和出席論壇頻密到一個程度,我笑她幾乎都是全職接訪問了。有次陳臨時缺席了某次論壇,蘋果日報刊了出來並說她病了。我笑說,彷彿每日都可以從報紙知道朋友身體是否抱恙,感覺很奇妙,又笑說,其實眼前的陳巧文是假的,媒體上的陳巧文才是真的。後來談到,原來她媽媽有時會因為報紙雜誌的胡亂報導,來追問自己的女兒。當陳表示沒有其事時,其母竟然說:「但是報紙雜誌這樣寫啊!」

在不知不覺之中,「陳巧文」已成為不斷被消費和挪用的媒體形象,不只陳媽媽有些混亂,甚至陳本人有時也會糊塗。早前警方以在元旦遊行中懷疑「襲警」為由而拘捕陳(按:至今警方仍未決定是否正式起訴),當時陳向媒體說:「今次事件不會擊倒我,日後就算入獄,還有千千萬萬個陳巧文。」後來她向我說,當時那樣說肯定是傻了,或者不知被誰迷惑了。說到底,「陳巧文」成為某種模糊個體面目的抗爭身份,當然不是她樂見的。

故事還未說完

故事太豐富,篇幅太短。開筆之初最想寫的,本來是她對動物權利的思考,以及隨之而來的生活實踐。無奈坊間的討論纏夾不清,筆者需要處理太多問題,陳對動物權利以至其他更有趣的問題的思考,只能留待日後再討論。在近年香港社會,參與政治的年青女性其實不算少,但頻頻被主流媒體鏡頭追捕的卻不多。我們不必完全同意陳的言行,但她可貴的地方在於,飽受媒體壓力後仍能堅持原則,依舊特立獨行。社會需要改變,我們期望未來有更多年青女性,為自己的理念而抗爭。

註釋:

Nozickian*:諾齊克主義者,信奉Robert Nozick學說的人。Robert Nozick是十分重要的當代政治哲學家,其1974年撰寫的《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對John Rawls的1971年撰寫的《正義論》提出尖銳批評,由此而廣為人知。Robert Nozick與John Rawls,堪稱當代一右一左的自由主義巨擘。

Principle of Rectification*:矯正原則,Nozick提出的(entitlement theory)權利理論的三大原則之一:如果對於所有物的佔取或轉移不合乎正義,必須加以矯正。

Political Compass*:某種量度政治光譜的圖表,以兩軸(社會和經濟立場)大致劃分為四個區域,分別為Authoritarian Left、Authoritarian Right、Libertarian Left、Libertarian Right。參見http://www.politicalcompass.org/

第55期文章選讀:獄中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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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中來信

Julian

[編按:近年香港警方不斷以襲警罪和公安法打壓示威者,天星皇后事件後一直熱心參與社會運動的馮炳德(Julian),正是其中一位受害人。2008年年頭普選遊行期間,一名警員倒地報稱受傷,其後警方指 Julian襲警。同年聖誕前,法官林鉅溥判馮炳德入獄,判詞中包含大量抵譭政治異見者的判斷。其後,馮炳德保釋上訴,沒想到2009年聖誕節前兩日,上訴庭維持判決,Julian又要在獄中過節。Julian過去一直幫忙《女流》的發行工作,報酬微薄,不辭勞苦。《女流》工作人員在他在囚時致信慰問,以下是Julian當時的回信。今期《女流》特別刊出,以表支持。Julian無懼打壓,我們也將風雨同路。]

親愛的女流仝人:

謝謝您們的心意卡,我在獄中收到很是高興,不用為我擔心,在這裡只是一種生活的磨練,叫我有時間反省和懂得謙卑,並關心其他更弱勢的人,明白爭取公義和面業強權,要不懼怕及不怕付出。縱然身受牢獄之苦,也不會氣餒,懂得自處和堅持信念,為被壓迫人發聲,並討回公道。

作夜看了報章和電視的報導,看見反高鐵聯盟的戰友們,努力不懈的爭取,就算最後通過,仍然以包圍立法會內的議員和官員,滯留了6個鐘,並有人向可惡的黃宜弘(功能組別議員)擲水樽中了頭,顯示人民力量的憤怒。還有斷食的朋友堅持120小時哏!而我只能在這裡不斷禱告,祈求賜平安與他們,但知道有人被拉,我就心感不安,希望不用坐牢,哎!真不能讓警方用襲警罪來對付示威者,實在需要廢除這條惡法,讓人權得到保障,公義得到彰顯。

議會這仗之後還有司法的及其他的事情要繼續落去,同街坊一起渡過艱難,並肩闖過一關又一關,堅持到最後,並盼望奇蹟的發生。當然這個程是很漫長,及考驗我地的耐力和堅持。現在等我2月3日出來後再一起努力!

我會繼續做發行的,要追番失去那一個月的時光,不能再懶惰了,謝謝您們的包容,我會比心機做好D,以回報大家的支持,希望雜誌可以找到生存的機會,並能影響別人明白性別平等,彼此尊重及朝向一個更公義更包容和愛的社會努力。

祝大家身體健康,心內平安!

祝「女流」及婦進仝人業務更好,更多人參與及瞭解和明白!

願主內平安!

16/01/2010

第55期文章選讀:愛?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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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恨?

文:習慣

編按:〈女人情〉欄目過往主要刊載青年或中年女性的文章,這種傾向反映了《女流》編輯的網絡,也反映了《女流》視野的局限。少女對感情的理解,我們一直沒有了解。青少年不被視為成熟的「大人」,其想法和意志在社會上一直沒有人在意。這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位14歲的女生,我們希望這是一個開始,學習聆聽和思考不同年齡群體的聲音。相信很多人對愛情這兩個字絕不陌生。他們都認為愛情可以帶給他們幸福,快樂。然後就努力去爭取,想擁有。

爭取的過程可以很容易,也可以很艱辛,一定要有很大的勇氣才做得到。要是爭取到了,不能否認,你真的會覺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因為你可以跟自己心愛的人在一起,他的每一句話都可以讓你甜在心頭。你擁有愛情的時候,有沒有想過,愛一個人卻又不能擁有他是多麽的痛苦?你應該會覺得他們很傻,為什麽不去爭取?當然,沒有勇氣是一個原因。你又有沒有想過,你失去愛情的時候會是怎樣?痛苦嗎?可能傷你最深的不是你曾經愛的那個人,而是回憶!當你已經決定要重新過單身生活的時候,以前幸福快樂的畫面不停在你的腦海裏徘徊,你會有甚麼感覺?

那個人近乎完美,當然很多人喜歡,我也不例外。雖然我知道愛上他是錯的,可是,我卻控制不了自己。日子久了,我才感覺到不能擁有他的那種痛苦,這時候才想要忘記他已經太遲。原來我比我想象中更愛他,很多人說時間可以冲淡一切,可能某些人真的可以,但不代表全部。九個月了,現在我還是不能忘記他。這也是我拒絕其他人的原因,可是我知道放棄他是對的,應該讓他去尋找屬於他自己的幸福。他找到了,雖然心很酸,很痛,眼淚不自覺的流出來,但也有一絲絲的高興,因為他幸福了,痛苦不是因為我不能擁有他,而是因為回憶我們的過去充滿回憶。

愛情讓我們學會勇敢、放棄、珍惜。它真的可以徹徹底底地改變一個人,但我們的父母都會反對我們談戀愛,他們覺得談戀愛會影響學業,可是現實情況卻告訴我們,談戀愛並不一定影響學業。

我有一個朋友,他的學業成績很差,後來他認識了一個女孩,不久他們就談戀愛了,那女孩的學業成績很好,不斷督促他溫習,男生的學業進步了,這證明談戀愛對學業可以帶來正面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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