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期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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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編者的話

專題: 誰能阻擋城市發展列車?

1  前言︱韓小雲

2  不平等的城市發展︱韋雲

4  有關市區重建的種種︱Wendy、Polly、嘉怡

5  推土機下的抗爭── 以順寧道重建區為例︱Map、升、老鼠仔

11 抗爭的背後 ── 菜園三代情︱黃麗梅

女行

14 女人之苦 | 貓妖

16 所謂流浪 | 謝馥盈

各行各業

18  專訪女農─—沒有所謂的逆向都市發展 | 黃灝林

文化大笪地

20 讓我們認識彼此─—訪《我們的娃娃》及《公民調查》導演艾曉明 | 殷翠

23 強調自發者的行動- 陳巧文的故事 | 鬥牛勇士

26 獄中書信︱Julian

女人情

27  愛?恨?| 習慣

29 堅持的軌跡 | 陳餅鳳

女評

30 從周刊雜誌的父權語言到性別形象的本質化─—從《東方新地》陳巧文事件說起 | 俞劍龍

32 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 | 殷翠

民間女記者

34 「1212屯門基建與居民參與論壇」 | 陸少琼

性別研究

36  「以前我不想談這個」─—廣州一位回族女民工對性別權力關係的反思 | 趙釗卿

飛躍半邊天

38 飛躍半邊天 | 區美寶

讀者來稿

40 性別歧視的背後 | 關偉基

 

第55期文章選讀: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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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香港的城市發展迅速,近年更不斷拆卸舊區,興建金碧輝煌的大廈,以致香港的樓宇越來越高,越來越大,建築群氣勢宏大之餘,卻是犧牲及窒息了小市民的生活空間。今期《女流》專題是「誰能阻擋城市發展快速列車」,當我們明白城市發展底下的諸多不公平,才能重新審視所謂現代生活的代價及關注我們城市發展的方向。

除專題外,今期的各行各業亦回應城市發展的話題。「沒有所謂的逆向都市發展」的女農民選擇由城市走回鄉郊生活,對勇往直前的城市化作出反諷。「女人之苦」,反映女性單身外遊之不易為,掙脫自身傳統觀念的枷鎖,卻要面對摰親的擔憂,不易衝破,然而,另一篇「所謂流浪」卻呈現真實的經驗不如想象中的危險刺激,兩篇女行正好訴說女性單身外遊的不同面貌。「讓我們認識彼此─訪《我們的娃娃》及《公民調查》導演艾曉明」讓我們了解到這位由文字轉到影像工作的國內知名學者,如何走上孤獨的旅程,卻堅持為弱勢社群發出公義的呼聲。「訪問一種─陳巧文的故事」則是對「陳巧文」現象的重新思考,陳巧文常常成為傳媒焦點,大眾似乎只對她的美麗性感發生興趣,卻少有探索她如何思考自己的行動及社會參與行為,今期的訪問,企圖更豐富呈現另一個「陳巧文」。

《女流》今期開始改以免費派發,期望可接觸更大的讀者群,讓更多人閱讀《女流》。自2006年復刊以來,陸續有讀者投稿,亦有新人加入義務編輯行列,成為《女流》的新力軍,讓我們一班堅持下去的「老鬼」欣喜及安慰。然而《女流》的路仍艱難,我們於2007年籌募的出版經費已耗盡,作為本港唯一的女性主義刊物,期望能繼續探索生活中的性別議題,我們會再籌集經費,在此亦呼籲支持《女流》的讀者們,透過捐款及參與籌款活動支持我們,讓《女流》繼續展示奔流不息的女性力量。

韓小雲
第55期主編

2010年8月

第55期文章選讀:專題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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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誰能阻擋城市發展列車   前言

(韓小雲)

有人說:消滅香港是香港政府城市規劃的唯一目標。

有人說:短期金錢效益是香港規劃政策及香港成功的唯一指標。

又有人說:香港的城市發展過程不過是地產業的歷史。

近年,我們對香港城市發展感到不安及憤怒,發展過程的不公義,掀起一場又一場的抗爭運動。繼保衛皇后天星碼頭、灣仔喜帖街、藍屋、中環建築群,最近戰場是菜園村、順寧道重建,而下一站……還有無數的重建項目。香港城市發展猶如一部快速列車,不斷加油向前,將所有阻擋物消滅。我們逐漸失去了城市的歷史,失去了我們的社區,失去了多樣化的生活選擇。

我們要了解香港城市更新的歷史及市區重建的種種問題,發掘城市發展的不平等,亦介紹了市區重建局及其相關的條例,如何成為其尚方寶劍,助其遇敵殺敵。深水埗順寧道專輯,可深入了解租戶們在重建拆遷過程面對的壓迫。而我們更想了解的,是持續抗爭運動的支持力量,這在參與菜園村反高鐵運動的的訪問中,可看到她們的關懷及熱情的根源。

若再問,誰能阻擋城市發展列車,答案就是:你、我、她……人的力量,不可少看,大家也來為自己的家園——香港,出一分力。

第55期文章選讀:不平等的城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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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的城市發展   

韋雲

    「香港是個繁榮先進的國際大都會,由小小的漁港,在六十年代以製造業為主的重要經濟體系,繼而躍升為亞洲四小龍、國際金融中心、購物和飲食天堂…」以上是大家耳熟能詳的香港發展故事,歌頌本港的經濟商業成就,可是,故事底下掩蓋了多少邊緣社群為這城市發展付出的代價。

香港的城市更新

戰後的工業化及人口膨脹,城市快速發展。政府為解決住屋需求,積極發展新市鎮,將人口遷移開發新地區。然而,當經濟轉型,工業生產式微,服務業及房地產成為香港經濟運作的主要動力,加上中產及新興富豪階層對居於市中心的渴求,城市發展又由新市鎮轉回原來早期已發展的市中心區。市區的商業用地短缺,樓宇亦經歷數十年風霜,故此,大規模市區重建計劃,才能更新土地的使用價值,改造破落的社區,使之成為具吸引消費者的空間。重建,成為刺激經濟及消費動力的催化劑。

似乎城市的目標就是不斷發展,更快、更大、更新的發展。在資本主義經濟效益的主導下,香港的城市便是不斷的拆與建,拆掉阻礙經濟建設的地理環境和舊有社區,騰出空間予美輪美奐的城市新建設,成就國際大都會的美譽。在灣仔、 深水埗、西營盤等重建計劃後,便出現多個高聳入雲的大廈,例如旺角的朗豪坊。其實,無論新發展或重建後的社區,變成千篇一律的建設,都是一式一樣的高尚住宅及商業消費地帶。

變遷中的不平等

香港經歷城市化多年,出現了許多舊區舊樓,的確需重新發展,但當中的發展方向及利益分配,卻衍生嚴重的不平等。

政府對市區用地需求日增,要加快步伐,2001年發表市區重建策略,由市區重建局取代土發公司進行大規模市區重建。根據《市區重建策略》,20年內有200 個被推倒重建的地區,來勢洶洶舊區重建,低下階層卻是大輸家。市建局慣常的方式,是威逼利誘居民遷離後,將整個區賣給發展商,興建豪宅,商業大廈及商場,基層居民被迫接受極低的補償,根本不能在原區購回物業或獲原區安置,無奈下只好遷到偏遠新市鎮。這就是舊區的士紳化過程 (gentrification),舊有社區的土地重新再分配運用,原來殘舊破落的社區在再重建後,由中上層人士取代低下階層的市民。土地的重新運用被用作維護及增加既有權力者的利益,轉售收回的市區土地令市建局收入豐富,主席獲豐厚花紅獎金;重建後的豪宅帶給地產商極高利潤;新富階層則以天價購買象徵身份地位的市區物業,「人人」得益。

破壞社區生活的重建

居民的社區網絡是透過經年累月的社會關係互動而成。充滿生活氣息的街道及社區,亦是由居民日常生活慢慢演化而成,當中滿載生活點滴及民間智慧,形成一種讓人可互相依靠,熟悉安心的社區生活模式。

然而,城市發展似乎只關心建築硬件的更新,卻忽視重建計劃對居民經濟及生活的衝擊,對原有地區經濟及社區網絡造成重大的破壞。住在舊區的租客、小業主或是經營小本生意的店主,一旦所在地區遇上要重建,生活及生計便發生巨變。市區重建是小本生意的殺手,經營小本生意,主要靠街坊熟客光顧,搬遷後難尋回適當舖位及熟客,難以繼續經營。基層居民靠低廉的舊區生活水平過活,靠互相扶持的社區網絡解決生活困難及建立生活歸屬感。一旦被迫搬遷,除面對經濟、就業及教育等問題,亦要遠離熟悉可依靠的親友鄰居、習慣了的生活及居住環境。而這些對年事已高的的長者們及作為家庭照顧者的婦女影響更大。

一直以來,婦女與社區是不可分割的﹔婦女既是社區的依存者亦是維繫者。對作為家庭照顧者的女性,因為繁重的家務及時間、距離的限制,其流動性往往較低,令她們在社區活動的時間最長及最頻繁,使用社區設施及社區經濟亦最多。婦女是社區網絡及鄰里關係的黏合劑,擔起互相幫忙及凝聚街坊的角色,參與各類社區義務工作,幫忙鄰居照顧幼兒、長者、購買物資等。此外,不少婦女投身社區的勞動市場,以臨時工或兼職工的方式幫補家計,或於社區內經營小本生意,以低廉價錢照顧街坊需要,賺取微薄利潤。

重建和規劃政策忽視居民有關就業/生計問題,失去原有的社區網絡和環境適應等問題﹔市建局只給予現金賠償,沒其他選擇,所謂諮詢程序亦只是通知居民巿建局的決定,居民未能在巿區重建中參與,表達他們對社區設施和有關發展的意願。然而,隨著香港人的本土意識,對社區的感情漸濃,對業權及居住權日益重視,香港社會明明是推崇自由主義,保障私有產權,在重建清拆行動中的各種壓迫及侵權行為,成為莫大的諷刺。而這種急促的城市發展步伐激發民間的抗爭,引起一場又一場聲勢浩大的反拆遷抗爭運動。

女性的抗爭

在城市抗爭運動中,不少婦女挺身而出,走在抗爭前線,守護家人和自身,奮力保衛公平和尊嚴的生活方式;在這群婦女中,除了本身是受影響的居民,亦有受不公義激發而投身運動的女義工。婦女們的參與,其實是一種關懷倫理 (ethics of care),認為人應該有關懷及幫助別人的道德力量,她們特別著緊受影響者,著緊社區生活中的人和事,是此種種成為激發持續抗爭的力量。

當中,我們更看到女性參與社區抗爭運動的特性,重視姊妹情誼及鄰里間感情,婦女們善於動員人際關係,號召社群網絡,令大家一起出來參與行動。此外,我們亦看到不一樣的抗爭及訴求方式,女性多不選擇要壓倒對方顯示力量的抗爭方法,例如謾罵、比拼大聲或身體衝擊等等;她們卻會選擇溫婉而堅持的溝通姿態,可能是煮一餐美食或團年飯,告訴人們,自己為何想保存這種生活及傳統,告訴人們,為何社群關係是需要被珍惜;在極度無奈中,甚至選擇絕食或瞓街的方式,以一己脆弱的身體訴說體制的不公不義。

超越單一發展觀 建立以人為本的政策

我們要問,城市發展是什麼?究竟為誰及為什麼要發展?正如女性主義挑戰女性被男性創造及定義為他者,呼籲女性將自己界定在男/女二元之外。我們亦必須挑戰二元對立的發展主義觀念,拆解有關城市的新與舊、快與慢、文明與落後,與及前者是好、後者是壞的層級價值。以為發展便等於改善提升生活質素,把舊區理解為落後及危險,認為舊樓沒有保存價值,其實是把無法無天的破壞過程合理化。

世界各地開始以「社區更生」替代「社區重建」,舊區不一定要全部推倒重來,亦可小改小拆,以原區風貌為改造基礎。香港應反思現時市區重建的模式,不能單以經濟發展為大前題,必須取得各個發展方向平衡,重視居民的基本生活權利及尊重保護社區的環境。市建局更要履行「以人為本」的承諾,全面評估重建項目所引起的社會影響及受影響居民需要,並讓居民表達意見,參與制訂重建的種種安排。

第55期文章選讀:有關重建市區的種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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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重建市區的種種
Wendy、Polly、嘉怡

市區重建局
市區重建局是香港專責處理市區重建計劃的法定機構,它的前身是1988年成立的土地發展公司。鑑於收購工程緩慢,政府卻加快市區重建,於20 01年通過市區重建局條例,成立市建局,且注資100億,推行各項市區重建計劃。

一般而言,重建地區業權分散,私人發展商收購困難,現時私人發展商成功爭取只有八成業權,便有權拍賣餘下兩成業權<2009年以前是需收購其中九成業權才可拍賣餘下的一成業權>。市建局與私人發展商不同,就是它無需考慮能否成功收回多少業權,只要他們認為補償合理,便可引用「土地收回條例」來收回餘下業權,拒絕交回土地者可被控「佔用官地」。雖然市區重建的目標應包括保存社區網絡及地區特色,推動市區的可持續發展。市建局的職責亦是4R,即重建、復俢、保存及活化。市建局沿用土發公司的手法,主要工作仍是清拆市區中的舊樓宇,將之重建為新樓宇,怪不得它被稱為「官辦地產發展商」。

《收回土地條例》
根據《收回土地條例》當行政長官昔同行政會議決定須收回任何土地作公共用途時,行政長官便可根據該條例命令收回該土地。
香港地政署為處理有關收地事宜主要政府部門,但香港特別行政區亦會通過其下屬機構如市區重建局、香港房屋協會等組織以私人協商方式進行市區重建的工作,市區重建局等機構可於協商失敗時,根據市區重建局條例要求使香港特區政府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把剩餘的私人業權收回。

賠償與安置
受影響業主通常會得到現金作補償,以收地時的土地權益市場價值計算,賠償同區7年樓齡的樓價給業主。至於其他賠償方案如「樓換樓、呎換呎」卻沒落實執行。

受影響的住宅租客若在涷結人口前已在重建範圍內居住,沒有其他居所及符合入住資格(通過資產審查及為香港永久居民),即可接受安置及現金補償。政府亦表示每年預留了2000個公屋單位予受重建影響的居民。住宅租客的賠款是差餉總值的三倍,另加0.5倍的獎勵金和搬遷津貼。獎勵金是指在市建局與業主談妥並簽字作實後,如果租客可在時限內搬走,就會獲得獎勵金,意思是「合作些快些走」。而搬遷津貼則是指因重建搬遷招致的損失。

《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
於2004年修訂的《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削弱租客的租住權。即使租客租住多年,並無過犯,業主只要終止租約及予一個月通知期,即可要求租客離去,甚至向法庭申請,強行收回單位。這修訂除影響一般的租客,更形成一個嚴重的漏洞,令因市建局收地發展影響而可獲得補償、安置的租客失去即定的應有的法定權益。

以順寧道重建為例,市建局於2009年6月26日宣佈順寧道重建進行涷結人口調查,核實受影響人士領取特惠津貼和獲得安置的資格。當時已登記住戶共67名,但於人口涷結後的3個月內,至少有13戶租戶被業主終止租約及收回單位管有權。現時市建局並無機制處理已接受人口登記但於之後遷離的租戶的安排及補償安排,遷走的住戶會因此而失去補償及安置的資格。

第55期文章選讀:推土機下的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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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土機下的抗爭──以順寧道重建區為例

文:Map、升、老鼠仔

  自詡「以人為本」的市區重建局,成立以來爭議不絕於耳,規劃過程缺乏居民參與、居民無法原區安置、撕裂原有社區網絡、摧毀地區小型經濟活動等等問題,一直為人詬病。市區重建牽涉土地資源重新分配和大量居民的生計,尤其是舊區多基層市民和老街坊,其日常生活難以與長年建立的社區關係割離,更無法承受重建後的高昂租金。因此,市區重建本來是政府必須承擔的社會責任。然而,在自負盈虧的市建局手中,市區重建更像是一盤生意。收購業權,清拆舊樓,再賣予私人地產發展商牟利。地產發展商將舊區重建成商廈或高廈後,租金往往大幅飆升,出現「士紳化」的情況,變相將基層市民趕出原有社區,流離失所。

  除此以外,還有不少問題無法細錄。以順寧道重建區為例,市建局本來有責任安置或賠償受重建影響的租戶,但市建局凍結人口的登記日期和實際收購的日期往往相差逾年。在這段時間差裡,某些業主為求租戶的賠償,紛紛拒絕原有租戶續租,甚至用各種手段,例如截水、截電、封門、換鎖等方法迫租戶遷出。面對這種情況,市建局竟然不承認租客身份(然則凍結人口來幹麼?),拒絕將受影響租戶安置至附近公屋。

  在業主不斷迫遷之下,順寧道重建區只餘下寥寥數戶堅持爭取,芳姑姚生一家,和楊源柳一家,便是其中的兩戶。早前我們訪問了芳姑姚生一家以及兩位支援的義工,並在其後輯錄楊源柳的行動立場書,希望藉此令更多人了解她們的處境,以及現行重建政策和相關法例帶來的問題。

    灣仔、觀塘、旺角、深水埗、土瓜灣……未來二十年將有約180個地區面臨清拆,大批舊區住戶將面對同類問題。市區重建的火頭已燒遍全港,將受影響的人是她們,也是你和我。爭取空間公義,實在刻不容緩。

芳姑和姚生──受重建影響租戶的處境

2010 年2月21日晚上,順寧道關注組呼召支持者齊來吃開年飯,兩張桌子兩爐火鍋,不算寬闊的行人道上竟聚了三四十人。大家希望支持和關心的,當然是受重建影響的租戶而不是火鍋,但都吃得津津有味。順寧道關注組的朋友邀請租戶芳姑分享感受,原本說話流利的芳姑,面對眾人一時間倒是說不出話來。後來在關注組的朋友帶領下,我們慢慢摸黑爬樓梯,上芳姑姚生一家做了簡短的訪問。

芳姑姚生的收入捉襟見肘,一家四口只能在舊區唐樓,以二千元租住這個單位。屈指一算,已將近第八個年頭。可是,惡夢卻始於市建局的重建計劃。去年6月26日,市建局派人上門登記作人口凍結,本以為可因此得到安置而改善居住環境,豈知不久業主便表示拒絕續租,更叫她們不要奢想拿取賠償。面對無良業主的逼遷,芳姑姚生堅持留守,為此鬧上法庭,被截水截電,甚至撬門換鎖。當不少租客都受不住業主逼遷而搬離的時候,她們仍堅持留守,為的只是應得的卑微權利──市建局應承認人口凍結登記日的租戶身分,為受影響租戶安排適當的安置方案。其實類似事情不只發生在芳姑姚生一家,種種不合理的制度逼使租戶發起抗爭,成立關注組,希望集合眾人的聲音向市建局爭取妥善的安排。

芳姑的單位只是狹小的套房,卻一直是兩口子和他們兩個女兒的安身之所。因為擔心兩名就讀中學的女兒面對不了業主的逼遷,現在芳姑唯有叫兩個女兒到自己姐姐家暫住。屋頂舖蓋著毛巾被單,不是裝飾,而是業主趁姚生姚太離家時撬門換鎖,入屋破壞做成的結果。經過這次的破壞,她們都不敢一起離開單位,就連當天晚上的團年飯都只能夠輪流到樓下進餐,或靠義工幫忙拿飯餸上樓。姚家的家居擺設不甚講究,只有一張床一張書枱及數張破舊小矮櫈。牆上貼著一張張紅紙,原以為是揮春,仔細看卻原來是義工朋友寫給她們的支持和祝福。

  很多時我們透過主流媒體閱讀與重建相關的新聞,總是很容易有一個印象,就是拒絕遷出的住戶,都是貪得無厭,純粹為了爭取更多賠償。其實只要細心留意,受重建影響的居民,很多時都是要求原區安置。要求原區安置,不只是因為那些微薄的賠償,往往無法換取相近條件的居住環境,因為居民要求的,大多是在維持原有社區關係下過安穩的生活。對基層市民和老街坊而言,一旦搬離原有社區,工作和日常生活將會大受影響。

原區安置,不過是很公道的權利,甚至是很卑微的要求。然而,市建局卻對明明做了人口凍結登記的芳姑姚生一家說,她們沒有資格獲得原區安置,只可循一般程序排隊上公屋。芳姑和姚生在訪問期間,不停拿出租約向我們證明其租戶身份。義工看到了,我們都看過了,白紙黑字,實在不能硬說她們不是順寧道的住戶。

奇怪的是,市建局雖然表示不能承認他們的租戶身份,卻同時又有一個「優化計劃」,嘗試象徵式給各受影響居民一筆微薄賠償,名為「搬遷特惠金」,以打發走他們。然而,芳姑姚生並不想要這些小恩小惠,他們要的只是希望當局能承認她們的租戶身份,原區安置。這些小恩小惠,固然不可能足以置業,重建後租金上升,也難以在同區租住與現時租金水平接近的單位。最大的問題還是,誰知道以後會不會再因為重建而被逼遷?「大屋搬細屋,唔見一籮穀」,難道窮人就要像積木一樣被市建局推來推去?

芳姑表示,以前不太關心政治,但收樓事件發生後,她對政府的施政留意多了。政府和大財團原來十分善於利用漏洞,以大欺小,只以自己的利益為大前提,卻不理會低下階層的死活。她重申,自己不是反對重修重建,更認為舊的樓宇存在一定危險,重建也很合理,她不滿的,只是市建局現在的政策和做法不公平而己。

安怡和阿魚──關注組義工的參與

順寧道的抗爭運動得以開展,除了受影響租戶的堅持,也有賴關注組義工的參與。2月21日晚的順寧道開年飯後,我們找到兩位在場幫忙的義工,分別是安怡和阿魚,談談她們參與運動的經歷與心態。

別看安怡這個名字那麼女性化,就以為她是個柔弱女子。其實她是個健談風趣,立場堅定,有見解的人。她現就讀於浸會大學。由於所修課程的需要,兩年前經學校認識了一些社會運動的朋友,後來便嘗試參與更多社會運動。此外,她還曾在民間電台工作,雖然接觸社會運動不到兩年,卻可謂是經驗豐富。

在維園舉行的八九六四二十周年記念晚會上,直髮及肩,有著和藹笑容的阿魚,認識了關心重建問題的組織者維怡。從維怡口中,阿魚了解到順寧道重建帶給當地居民的損害,她的反應是「竟然有這麼不公義的事?」於是,以前對政治和政府政策並不特別關心的阿魚,便開始以義工的身份來到順寧道,與安怡她們一起支援被逼遷的居民。

談到她們負責甚麼具體工作時,安怡和阿魚異口同聲地說,其實她們都沒有特定的崗位和分工。事無大小,從影印、發傳單、貼海報、到拍攝活動記錄、處理受影響人士情緒等等工作,她們都需要處理。每次落區工作要做甚麼,有甚麼職責,都由開會時大家一起討論和共同決定。

她們說,社會上大多數沒有掌握權力的人,面對不合理的制度往往很被動。政府掌握豐富資源,利用制度漏洞的手段更是嫻熟,不時使出各種招數,在合法的情況下做不合理的事。我們一不小心便可能中了圈套,正所謂「被人賣了還幫人家數錢」。

就拿順寧道逼遷來說,居民爭取的是政府承認其租戶的身份,給予原區安置,能夠過上安穩生活的保障。當局卻說租戶的身份是由業主確認的,業主不承認就不是住客。只要腦子比魚腦大一點點的人都可以想到,業主就是要逼租戶搬走侵佔賠償,他們豈會向政府承認租戶的身份?反過來,報警說租戶霸佔民居還來不及,居民無計可施只好消極抵抗堅守家門。於是市建局搞了個「優化計劃」,試圖象徵式給各受害居民一筆賠償,以打發他們。乍看之下有錢到手,乖乖搬走似乎很合理,但這筆錢是否足夠居民置房?又能讓他們在哪裡租到單位?又能租多長時間?以後會不會再次不幸地因為重建而被逼遷?政府當然不會理會,同時對外就會向傳媒強調租戶不肯接受賠償,鞏固抗爭只是為了更多賠償的主流想像。所以,他們對政府的行動只能「見招拆招」,十分被動。

上述的象徵式賠償可說是自打嘴巴。不是說要業主承認租戶身份嗎?既然如此,市建局又何以提供象徵式賠償?這豈不是確認了租戶的身份?當中的是非曲直、官方的技術語言、繁瑣的程序法規,一般市民根本難以掌握,她們都需要跟居民慢慢學習、理解、商討。義工和居民雖然站在同一陣線,但畢竟來自不同背景。在溝通的過程中,她們需要在了解居民的想法花多許多心思,也要在適當的時候處理不同人的情緒,殊不容易。

在外人眼中,這些義工可能只是「不相干」的局外人,一群好事者,順寧道重建收樓對她們沒有直接影響,她們卻一腳蹚進這渾水。但是安怡和阿魚,不同意這種說法。她們認為,在這社會中,壓逼和不公義的事件時有發生,今天發生的事不是直接危害到我的利益,難保下次自己不是直接受影響的受害者。現在面對這些受權貴壓逼的人們,你如果不願站出來幫助他們爭取應得的權益,當有一天自己遇到了類似的「不幸」,又有誰站出來幫你呢?她們不覺得自己只是支援順寧道居民的局外人,參與社區運動不僅是幫助別人,也是為自己,和所有有可能受到壓迫和剝削的人,爭取作為一個市民的權益。說到底,,一個社會裡的不公義事件,影響的不只是某某居民,長遠來說一定關乎整體社會和所有人民的利益。

順寧道街坊楊源柳瞓街立場書──我是楊源柳  

楊源柳 (順寧道重建區被迫遷租戶、順寧道重建關注組成員、單親貧窮戶、人大釋法後喪失居留權受害者)

        我叫做楊源柳。

        我是一名單親媽媽,帶著三名由兩歲到六歲的兒女。

        我是一個順寧道重建區租戶,我與我幾個板間房鄰居,於2009年6月26日獲市建局登記凍結人口。然而,重建公佈後,我們的業主,即東江地產和萬興地產,就為了增加賠償,而迫遷租戶,我們逐一被迫上法庭。市建局卻不肯承擔自己公佈重建帶來的後果,聲稱它不會承認它自己登記了的租戶資格。換句話說,本區至少十三個被迫遷的租戶,也只好流落在其他舊區板間房,卻隨時會在未來20年內180多個重建區內又被迫遷,就因我們窮,就要過顛沛流離的生活嗎?

        我是一名持雙程證的單親媽媽,三名子女都在香港出生,必須定期向入境處爭取在兒女學校放假時才回內地續期。

        我是兩個在香港辛勞工作幾十年的基層市民的女兒,他們雖然在這裡勤勞工作,任勞任怨,但他們的女兒,我,卻不被認為是香港人。

        我是一名人大釋法的受害者,於1999年6月26日人大釋法後,我被褫奪了居港權。

        政府整體的政策,無論是人口政策還是房屋、土地、重建的政策,都完全傾斜於商人,對窮人非常不公平。我今年三十二歲,在我成長時間裡沒多少時間見到父母,只知他們辛勤在港工作,養大我。現在我已成人,並有三名兒女,我希望可以獨立作一個全職媽媽,更多時間培育子女長大,也希望不用負累父母照顧。故此,我便自己在長沙灣租板間房,每天所有時間都用來悉心照顧三名子女,希望他們將來學有所成,貢獻社會。不過,由於沒有居港權,我必須幾個月回大陸一次續期。本來是非常不便,但我也開始習慣,只要能與三名子女共享天倫,雖然明明覺得整件事對自己不公平,但也忍耐下去。

        然而,去年六月重建一公佈,我才發現,我這個窮人子弟,這個沒有身份的人,遇到任何事,原來都毫無權利可言。我更發現,那些與我差不多窮的香港人,也一樣沒有權利可言!地產公司以為可以搏多賠償,便瘋狂迫遷,我的鄰居更遭人截水截電入門爆屋,非常可怕。大家一起被地產迫上法庭,才發現,所謂的《業主租客(綜合)條例》,根本就沒有平衡投資權和人基本的居住權,以至我們一一被迫離開。

        同時間,市區重建局對於自己發放重建資訊引來的連鎖效應,全無打算負責。凍結人口,原來只認業主不認租客,那麼我們為何要將私隱暴露給市建局人員呢?我們在這兒居住幾年以來,也建立了鄰舍互相的關係,也減輕了一點生活的負擔。現在重建令我們各散東西,又令我回復了孤立的處境。像我們這種處境的人都因租金便宜而住在舊區,未來還有百幾個未公佈項目,我們即使花時間建立任何社區網絡,可能都是不斷被拆散。難道窮人就是積木,任你隨便說搬便搬?

行動

        從今天起,我會在順寧道公園這裡,瞓街七日,要向香港政府抗議,抗議這十年來各種政策對我及與我相似境況的窮人,所施行的壓迫!

訴求

一)要求市建局承認凍結日租戶身份,還本區其他十二名被迫遷租戶重建租戶的權利,即原區公屋安置或租戶原有之搬遷補償。

二)在未來20年180多個未公佈的重建區內,市建局都要依照《市區重建策略》,承認凍結人口日租戶身份。

三)香港特區政府承認1999年就港人內地所生子女問題提請人大釋法,是一個錯誤;並且,還我們數千多個因人大釋法而喪失居港權的人士,合法居港的權利。

第55期文章選讀:抗爭的背後 ── 菜園三代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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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爭的背後 ── 菜園三代情

黃麗梅

震動全城的反高鐵運動帶來社會對八十後的熱烈討論。同時,在抗爭的最前線中,還有另一類的「八十後」──高婆婆和其他菜園村的老人家,也同樣受到傳媒和廣大市民的關注。然而,你或許已經留意到,在這些一線人物的背後,總有一群默默耕耘的婦女在吶喊和賣糯米糍,當中的兩位,就是高婆婆的女兒和外孫女(陳太太和陳小姐),也就是我今次要訪問的女主角。

還記得09年12月18日的下午,我陪著高婆婆和陳太太去苦行,當我們繞著立法局走了一圈,高婆婆快要進入大會的司令台時,主持人呼籲各位支援者向高婆婆拍掌表示支持。大家一呼百應,掌聲和歡呼聲震耳欲聾,但在我耳邊最響亮的,卻是來自高婆婆的女兒陳太太的哭泣聲。我轉過頭去,只見陳太太用雙手掩著臉飲泣,我慌忙之間接過身邊的有心人遞來的紙巾交給她,她一邊努力的用紙巾抺去臉上的淚水,一邊盡力去按捺住震抖的身體和情緒。我嘗試安慰她說: 「伯母,你應該為高婆婆而感到自豪啊!」,陳太太「哇」的一聲又哭起來,斷斷續續的吐著一句話: 「我很擔心媽媽會太辛苦,會撐不住倒下來呢!」

這一種辛酸又有誰共鳴呢!

希望透過今次的訪問,大家能了解到抗爭的背後一段連繫著三代人的悠悠之情。

問:「你們是怎樣去決定參加這次的抗爭運動的呢?」

陳小姐: 「有一天外婆打電話來,說自己很快便沒有屋住了,最初我一聽到這個消息時,沒有太大的感覺,心想,那麼便搬走吧。但後來意識到外公外婆的屋就是他們的根,而且他們已八十多歲,又怎會想搬離自己幾十年的家呢!再者,自少菜園村就是我的鄉下,我從來沒有想過要搬走的,一直還以為將來可以帶自己的子女回來這裡呢﹗」

陳太太:「最初自己聽到拆村的消息時也只往好的一方看,以為父母可以轉換一下新環境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因為他們畢竟已經幾十歲,住在村中總要受風吹雨打,日曬雨淋。後來,知道父母始終喜歡田園生活,幾十年來已習慣自己耕種,採採花摘摘果,根本不喜歡在高樓大廈被困著的生活。」

「有一次,媽媽來我們的居屋,因按錯電梯,把十七按錯了十一,也不知自己去了那一層樓,結果坐在別人門口等了一整天。經過此事後,我才醒覺她又不識字,又不懂用電梯,如果有意外被困電梯中,她一定會很驚慌害怕,加上市區每棟大廈的外貌都一樣,她很容易便會迷路不懂得回家。之後,我便明白到她的憂慮和想爭取不遷走的原因了,也知道她想保衞自己的家園,我便決定支持她去抗爭到底。」

問:「你們剛剛參與抗爭時,有否遭到家人的反對呢?又有否擔心過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陳太太:「最初家中確實不太協調。起初以為不用抗爭這麼久和激烈的,也沒有想過情況會這樣差,以為政府怎樣也會有安置賠償,最少可以安置自己的父母,買回新屋和地,讓他們轉換一下新環境,再看看他們是否可以適應。」

陳小姐:「由於爸爸的思想較為傳統,所以從沒想過要去反對權威,而且他感到我們這些小市民根本沒有能力和本事與政府對抗。但我本著一個理念,我們自己的家園,如果連自己都不去保衞,還會有誰去做呢?加上政府要迫遷,用了很多方法去抹黑村民,所以我想出來抗爭讓更多人知道真相。」

陳太:「雖然我和丈夫在此事上的看法有分歧,唯有慢慢去向他解釋要抗爭的原因,也要令他明白父母實在有自己的需要,我們即使不能為他們做很多,但精神上或各方面也好,都要出一分力去支持他們。」

陳小姐:「我也會盡量控制自己的情緒,避免和家人有任何衝突,盡量平心靜氣去解釋。因為人和土地的關係和那種根的感覺,是很難讓住在大廈的人去明白的,所以這需要時間,而時間亦可以顯出我們的決心和行動,證明我們只是不想搬遷,而不是想要更多的賠償或有其他的要求。」

「至於代價方面,我根本就沒有想過這麼多,只知道外公外婆的命是最重要的,而他們的生活方式我也會盡力幫助他們去維持。如果我在這段時間仍有機會去爭取而沒有努力去做,之後我可能會更加後悔,因為這樣的代價才是更加大呢!」

問:「菜園村中的抗爭者很多都是女性,你們會否感到女性在抗爭中要承受更大的壓力呢?而參與者中女性比男性的多,又是怎樣形成的呢?」

陳太太:「最初我都留意到出來抗爭時,如遊行等的活動中,大多只有老弱婦孺,後期才陸續有更多男村民參與。我想,這主要︹因為村中的婆婆及主婦大都不用工作,可以有時間去做這些事,而一般村中的男人都要工作維生,不可以長時間來參與,加上又有一些人可能因為工作的關係而不方便露面,又或他們有其他的事情要做,例如要讀書等等,所以便形成了出來抗爭的都是以女人為主。」

陳小姐:「不過我覺得女村民因留在家中的時間較多,而對自己的家就特別有感情,加上她們有時間又肯付出,所以關注組很自然會有較多的女性參與。」

陳太太:「但女性始終予人的感覺不夠強,我感到女人會較易被人欺負,別人只會覺得我們是一群弱小的無知婦孺,很多更是已上了年紀的婆婆,有些婦女甚至要帶著小孩出來,別人便覺得我們這樣根本就弄不出什麼來的。如果有多一些男人出來抗爭我相信會好一些,至少連叫口號也叫得大聲一點吧!我覺得男人抗爭會更有力,更有氣勢。」

陳小姐:「我同意呀!例如有一次我們去向一位張議員游說時,當時我們第一次去他的辦事處,他的態度好像不搔不癢似的,後來事情弄至有人到立法會發言,他便變得大為緊張,但卻仍然對我們說了些 『這不是小朋友的遊戲』之類的說話,我感到他就是看不起我,始終覺得我是一個小女孩。」

問:「你們看到高婆婆一直不肯放棄,這會否對你們在精神上有很大的支持?」

陳小姐:「噢!這個就當然了,但其實在抗爭之外,我們最重要的工作是要去保護和照顧外婆,因為村民中有老有幼,要他們去到中環這個又遠又陌生的地方,還要面對很多陌生人,他們都很不習慣。以前這些老人家最遠也只會去荃灣和元朗,就如我的外公,他一生人也從未去過立法會呢!」

問:「那麼,抗爭之中,又有那些東西令你們感到最開心的呢?」

陳太太:「最開心是一家人更加團結,了解更深。以前回去菜園村和家人吃飯只是一家人聚聚,天南地北聊聊天,不會像現在這樣很認真和深入地去交談。現在不單只是自己的家人,連村中的各個家庭都好像一家人似的,大家都會互相照顧,全村人都相熟了很多。有些老村民和年青人熟絡後便一點代溝都沒有,大家一起說笑一起玩,實在感到很溫馨呢!」

陳小姐:「我覺得是能夠認識一群志同道合的人,這些支援者都是無條件地付出,和我們一起去爭取,我覺得他們很偉大,因為他們不是為自己去爭取什麼,但他們有時比村民更著力和認真地工作,他們替我們做策劃,帶領著村民去和政府鬥智鬥力。他們又會發表一些文章,把村民的心聲表達出來,他們很了解村民真正的想法。」

「至於媽媽說一家人甚至整條村的人都團結了很多,我也有同感呢!例如去年12月18日那天,我們都以為立法會一定會通過法案,沒有想過可以成功拖延撥款,但當我們成功後,我感到團結的力量真的很大,我當時立刻擁抱著媽媽,實在感到很開心呢!」

「另外,經過這次的抗爭,我就更欣賞外婆了。以前只知道她懂得爬樹,但當時已經覺得她很厲害。有一次我們去義賣,外婆比我更早起床去包裝農產品,而她一直由早到傍晚五六時仍然很有魄力,那時我已累得要死。但她在義賣之後還竟然仍可以回到菜園村的家,換過衣服後便再坐車去元朗飲喜宴。我實在很佩服她,有時我會感到很自豪,能有這樣一位擁有堅強鬥志的婆婆。可惜,最近我見到她時,她好像『縮水』了,瘦了不少呢!」

後記:

在訪問期間,陳太太邊說著邊哭了幾次,而最傷心之處,是她說到今年2月28日 (即政府要求村民遞交同意搬遷書的最後限期),當天有一位九十多歲的老伯過世了。陳太太不停的說,那位老伯生前很健康,九十多歲仍天天耍太極,但他知道最後還是要搬走時,他說過無論如何都要死在菜園村。怎料他一語成讖,陳太太認為這是因為他不能接受要交同意書,所以才在這天離去,過不了這一關。

第55期文章選讀:女人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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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之苦》

(貓妖)

成長至今,從沒討厭過自己是女人這身份,但今次,正因為我是女人,卻帶來不少苦惱。一切也是從我向阿媽宣佈「我要一個人去歐洲玩一個月」開始。

一天,我初試阿媽底線。

「媽,我想一個人去歐洲玩啊!」我戰戰競競地說。

「跟團嗎?」她平淡地問。

「不,是自由行。」我屏息靜氣,因已踏入敏感範圍。

「為什麼不找朋友一齊去?」她聲音開始低沉。

「…她們都沒有假期。」心虛中,因我從沒想過要找朋友同行。

「你要去幾耐?」這回,是她在試探我的“任性”程度。

「…一個月也差不多了。」其實我想去三個月,只是有點拮据。

「一個女仔好危險架!」她終於說出心底話!

「有幾危險?」我反客為主,決心解構阿媽的擔憂,目的只有一個——我要一個人去歐洲!

「有咩事邊個照顧你呀?一係你帶埋我去,可以照顧下你。」一如既往,阿媽先來一招軟功,看我可否一人讓一步。

「哈哈!媽呀,我都快三十歲啦,仲唔識照顧自己咩!去到邊都帶埋阿媽,會俾人笑係 “裙腳仔”架!」表面笑談,實質企硬,絕不讓步。

「你係仔都冇咁擔心,但你係女仔嘛,一個女仔俾人咩左咁點呀?」終於來到了問題核心。阿媽口中的 “咩”字,大家明白,傳統長輩都覺得女仔一定是賠的一方。

「車,一定係人咩我既,唔俾我咩人架?」何春蕤豪爽女人上身,企圖癲覆阿媽權威!為了旅行,勇字掛心口!

「你係正正經經帶個鬼仔返來都好呀,最弊係唔到你咩人呢,外國人咁大隻,一陣柺左你去搞到唔生唔死,唔擔心就假啦!」她說得七情上面,三分靠嚇,七分真擔心。原來她不但擔心我被人強姦,還擔心我被人性虐待!

聽得我也有點心慌,連打針都怕痛的我,遇上性虐待就真係慘啦…唯有轉移問題核心,從“害怕被強姦”一轉為 “會被強姦的機會率”問題:「…係要發生,在香港也會發生…」我喃喃地吐出這一句,但信心不足。

知女莫若母,阿媽看得出我也有點擔心,便沾沾自喜地走進廚房,而我則兵敗如山倒,以為可以拆解阿媽,怎知原來自己也有未拆解的地方。

大學年代讀了這麼多女性主義、看了這麼多何春蕤,道理是明白了不少,但要把理論付諸實行,卻又是另一回事。明知阿媽是利用女性對強暴的極端恐懼來迫使我妥協;心中也明白(也是女性主義帶給我的認知),假若我是男仔,阿媽的恐嚇根本起不了作用,因為社會(女性主義會說明是父權社會)一般認定了只有女性會被強暴,就連法律也是多保障女性一方,因此男性在成長過程中,絕少會對這些事產生強烈恐懼,但作為女性的我,卻不是簡單一句「是父權社會下的產物」便能就此釋懷,我心中的恐懼,依然揮之不去。

不過,總不能為了一些 “無端”的恐懼,便害怕得什麼地方也不敢去,永遠待在 “安全”範圍,令自己更無知,最終淪為「三步不出閨門的黃花閨女」!唯有理性面對、認清心中混沌的恐懼,想出解決方案,才可安心旅行啊!於是我利用“意識流寫作”,想到什麼便寫什麼,唔經大腦地快速寫下自己害怕被強暴的原因:(因為未經大腦處理,文字也略見粗鄙,還請見諒。)

1) 個男人太樣衰,又肥又麻甩,成個林雪咁,想嘔(林雪先生,對不起,只是你在銀幕上的形象太突出了…..)

2) 支野(陽具)太粗,又冇水(陰道乾涸),會裂架,痛死

3) 唔好迫我口交同肛交,想嘔

4) 搞完之後唔好殺我

5) 佢有愛滋

6) 會唔會以後都唔想做(愛)

這樣一寫,原本心底裡不知何來的恐懼,忽然有了清晰畫面(而且多少也反映了自己對性愛行為的取態,嘿!)。但我該如何面對?我反問自己,一旦真的遇上強姦,以上六項中最害怕的是什麼?我怕死;倘若撿回性命,最怕是染上愛滋;倘若也平安無事,我想,最怕的便是心裡留下陰影,不再想做愛。但說到底,我最怕死。

理性的處理方法自然是想辦法在旅程中保護自己,如衣著不要太光鮮、財不可露眼、少去夜街,避免去少人的地方、找有口碑的民宿;假如遇上強姦,也要以保住自己性命為先,對於殺雞也乏力的我,可能只有扮作乖乖就範,然後待他勃起之際,重力攻擊他要害,然後逃走;要是逃不了,唯有求他不要殺我或嘗試叫他帶套…至少要努力把傷害減低;若我被焗暈,就只能聽天由命了。

做好心理建設後,再找阿媽傾談。

「媽,我決定了,會去蘇黎世、巴黎及倫敦。」這回,我意志堅定得很。

「你一個女仔真係好危險架。」阿媽又是以軟功開始。

「媽,要有危險,在家也可遇上意外呀,但總不能就此什麼也不做、什麼地方也不去。我也怕死,所以不會刻意去送死的。我想好了,只選較安全的大城市旅遊、不去夜街、每晚打電話回來報平安、每日更新在facebook上的相….」一口氣地把我的行程準備、如何自我保護等先前想好的種種向她解釋。阿媽聽完以後只說了一句:「唉,點都會擔心你既…」

她不再說因為我是女仔而擔心,今次是純粹“親情”的那種擔心。

一個人的歐洲之旅最終也如期出發。

登機前遇上例行証件檢查,空姐以英語問我行程去向,當她知道我是一個人去歐洲以後,她滿臉笑容的對我說:

「wow, you are so brave!」

…我扮了一個天真的笑容,但心中大罵:

「我要是男人,你會說我brave嗎?!」

第55期文章選讀:所謂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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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流浪

文:謝馥盈

初來報道,與新朋友吃飯。在等待上菜期間,不能免俗地談起了我來到這繁華都市前的行程。我幾乎不經大腦地講了一輪,其中一人突然打斷我問:「同樣的事情你到底講了多少次?」我想沒有一百,也該有幾十吧,在不同城市的巴士上、私家車上、飯桌上、沙發上,諸如此類。由起初勾勒想像圖的未來式,到近日覆述經歷的過去式或現在完成式,交接出乎意料地順暢。這是內化,還是麻木,暫時我也分不清楚。

去年碩士畢業之後就離開香港出門遠遊,至今剛好五個月,飛越了一州兩洋。對很多經驗旅行者而言,五個月其實不長也不短,但我在去年之前也未曾離港超過兩星期,也未離開過大東亞共榮圈,這次舉動就因而顯得有點超乎尋常。由於沒有固定歸期,旁人問起行程時又支吾以對,所以被稱為「流浪」。

我比別人多的只有時間,比別人少的只有所謂危機意識。遠行的理由十分庸俗,一是失戀,二是畢業(即失業),一心想著離開了這個不是人住的城市再算。跟家人友儕提起出門的打算時,大家不是當我講笑,就是對我不用急於投入勞動市場而感到羨慕或驚詫(當然這也得歸功於香港政府長期資助)。由於不是大富之家出身,憑兼職和研究院助學金儲得再多錢也好,總不能在沒有收入的情況下一直花錢,於是就開始思考如何以最省錢的方式走最長的路。

其實「流浪」這件事本身也是有點令人啼笑皆非。引用董啟章在《東京.豐繞之海.奧多摩》的一句:「我總覺得動輒說自己去流浪——而流浪的地點往往是歐洲,或者只侷限於巴黎——是相當肉麻的事情。」更何況截至現時為止,我去的地方都是不能更發達,相關旅遊書有如汗牛充棟,而且有錢就可解決問題的先進國家,旅程因為資訊不足和主流傳媒反映的刻板印象所產生的冒險性幾乎是零。單就目的地而言,和一般人放兩三星期假的「遊埠」其實沒有分別,即使我一廂情願地加入一些相對隨機的元素——例如只購買單程機票/車票、盡可能不參考旅遊指南、不投宿旅舍、投靠N年不見的朋友、couchsurfing、坐共乘(rideshare)的順風車、打工換宿等,餘不一一,也無法改變事情其實極其保險的本質。

可惜,我所描述的旅程,對許多人而言與危險互為一體。單身女子沒有清晰計劃、旅行時間長、為節衣縮食不擇手段、無條件接受陌生人幫助等,彷彿就是為全世界的豺狼野獸提供了捕食的機會。經過數月,把自己的命運和時間交給大量素未謀面——或曰萍水相逢——及被普遍認為不可相信的陌生人,所謂的危機固然沒有出現,連同代人最關心、或單身旅客常見的性騷擾或豔遇都如同空穴來風的都市傳說。到現在還是蹦蹦跳跳走路有風,成功推翻「世上沒有免費午餐」的民間智慧,也沒有感到特別興奮,反而為根深蒂固的觀念在眼前崩潰,莫名奇妙地感到不安。畢竟這些來得詭異地容易,彷彿現下的世界,就是二十來歲、善良正直的少男少女的天下,對人只有關心沒有懷疑。

憑著重量超過體重三分之一的背包、瘦小身型和娃娃臉,大家一眼認定我禽畜無害,結果男女老幼都對我禮遇有加。性別定型下的弱小形象,要不令人自動把我歸類為需要被照顧的一型,就是對我小腳板走天涯的大計另眼相看。曾有一位沙發(couch surfing) 主人跟我說,決定要接待一個人前,總會擔心一輪,怕打開家門引狼入室,但看到我這副模樣,頓時放下心頭大石,住多久也可以。也有同齡的牛高馬大男生說,若要在公路旁鬥快截順風車,即使我完全稱不上傾國傾城,也一定大勝。畢竟只是區區一位孱弱的女性,停車幫忙為自己帶來的危險實在太少了。

當好事變得愈來愈理所當然,旅行誘發的刺激或動蕩就會愈來愈少。每到新的城市,腦袋裡的探索和適應程式自動開始運作,對所有問題都漸漸建立起標準答案,連對進食三餐的要求也規律起來,哪怕面對的人、環境、甚至語言都差天共地。

每隔幾天就在新的沙發、床或地板上醒來,讓新的同性或異性目睹自己的睡相。煮早餐的時候隨口問要不要煮二或三人份,然後清洗各人的碗碟。晚上各自蜷縮在沙發上看書看電視,有時搭訕有時沉默。同樣事情重覆數天,就是時候講再見。在不同的對象身上實驗刻板的生活形態,彷彿要嘲弄遲暮家庭關係的機械性。

我廿五歲生日那天,在人口密集消費掛帥的城市度過,加上又是停留當地的最後一天,於是與朋友及其室友們出外慶祝。回程路上,一位在原宿街頭收過無數星探卡片的俊俏男生摸摸我的頭,說:「雖然你今年廿五歲,但看起來才五歲。」

好啦,無話可說。

所以說,「流浪」實在一點也談不上刺激呢!

第55期文章選讀:專訪女農─—沒有所謂的逆向都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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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女農—沒有所謂的逆向都市發展

黃灝林

百合的身裁不算小巧玲瓏,但她看來比筆者矮了一截。因為類風濕關節炎,她的腰板挺不直,腿向外彎,走起路來一柺一柺的。為了方便工作,頭髮修得不可再短,被太陽曬得有點枯黃。只是膚色太黝黑了。

百合是以務農為生的女農民。每天清晨,天未光,起床洗個臉,便下田割菜,挑著十幾斤籃子的菜,乘搭第一班小巴到元朗市中心,蹲在街邊擺「走鬼檔」。 原來百合一直沒有將農作物交到菜站。

自從四十年代起設立蔬菜統營處,提供規律化及效率化之市場銷售服務,以求改善農村社會及經濟情況,並協助戰後本地農民生產復元。其後於新界蔬菜種植地區,設有多個蔬菜收集站及指定收集地點,以收集、秤量蔬菜及辦理有關文件。及後因合作事業逐漸發展,蔬菜產銷合作社隨之成立。接管大部份之收集站,並承擔上述運銷業務。

由於菜站的菜價實在太低,一般以批發價甚至更低的價錢「收菜」。因為要扣除運費或行政費用,例如一籮子十多斤菜,有時只得十元八塊。扣除開支,可能連交通費都蝕,畢竟利潤太低了。所以百合由務農到銷售,以一人經營模式運作。親力親為,「賺得一蚊袋一蚊」,但亦具風險。「賣到先有錢買餸……有幾廿蚊咪算好囉! 試過有次一朝早俾人拉咗都無錢俾……我都未開始賣,邊有錢俾吖? 唔係唔想俾……」百合是老實人,做小販,屬非法擺賣,菜被沒收了,盛惠「五舊」,只會感到無奈。

還以為百合一直是擺「走鬼檔」。「以前住對面海,我同屋企人賣菜嘅,後來結咗婚,先至跟住老公搬入黎元朗,開始耕田種菜……果時我都仲有日日拎d菜去香港仔賣架……都三十幾年喇……」年輕時百合住在港島,與家人賣菜維生,與同樣是賣菜的丈夫結識,婚後才搬入元朗,搭了間屋,租了幾塊田,開始種菜。

「由元朗拎去香港仔?好遠喎?」三十多年前交通尚未發達,由元朗去香港仔,即日來回,筆者感到匪夷所思,追問百合的交通路線。但百合講了半天,又行山,又過海,迂迴曲折。

筆者根本沒法記得住,總之是攀山涉水。「後來又去過上環賣埋海味呀……」「海味都做埋?自己曬呀?」「唔係,攞貨賣啫……賣菜同賣海味一齊……」「點解要去到咁遠?唔喺元朗賣呢?」百合目不識丁,以前在香港仔一直以賣菜為生,熟悉當地行情,要轉「地頭」,不是容易。百合負責賣菜,丈夫留在菜田,分工合作。

儘管每天長途跋涉,百合也毫無怨言。後來百合決定不再過海賣菜,原因不是因為太辛苦,「佢(丈夫)唔識割菜……識種唔識割,割得唔靚又賣唔到好價錢……我又做唔到咁多,咪唔再過海賣囉……」由於百合兼顧不到,於是與丈夫「疊埋心水」,留在元朗種菜和賣菜。

以前元朗有不少農地荒廢,由於位處偏遠,地主都樂於以很低的租金,租予農民。既有人開墾,又有人打理,農民亦因此可以耕作糊口。「果時講個信字,都唔駛寫紙 (立契)……我又唔識字……一年先收一次租……」百合一家人自從搬入元朗後,也經歷過數次搬遷,「政府收地,我哋咪搬囉……搬過好多次架啦……地又唔係自己,有咩辦法……」

其實除了擺「走鬼檔」,百合亦會「交菜」給其他菜販,已有一批「熟客」。訪問期間,百合亦接到電話,有「熟客」約定翌日買菜。「呢排椰菜唔靚,唔係好多咋……我無咁多比你呀……」掛線後百合告訴筆者,「有啲阿婆話我啲菜靚,又夠新鮮,會拎我啲菜去賣……唔係住元朗架……」由於只係賣給「婆仔」擺「走鬼檔」,百合只能以「批發價」「零售」,事實上,利潤實在有限。

百合的子女已經長大,亦早已搬出市區工作。「佢地打政府工,份工好好架……自己搵咪夠自己食……有時都會俾啲我買嘢食……果次俾人拉咗罰錢都係我個女幫我俾咋,唔係邊有錢俾吖……我都未開始賣,邊有錢俾吖? 唔係唔想俾……」「點解唔申請綜援?」百合六十多歲,丈夫亦已超過七十,在農地附近的地盤打工,一個月收入約三千元。這種年紀,其實已經是退休年齡。百合卻不以為然,「我有手有腳,仲做得,唔駛嘅,留番俾d有需要嘅人……」

都市發展是以人由鄉郊向市區(rural to urban)遷徙,並由從事第一工業(primary industry)轉型至第二或第三工業(secondary or tertiary industry)為城市化必然步伐。百合由三十多年前起,選擇由港島搬入元朗,由零售業轉型至農耕業,屬罕有地逆向都市發展的生活模式。

事實上,百合的丈夫早已放棄種菜。畢竟下田耕作的工作需要大量體力勞動。現時只有百合一個人下田,農地只有百合一個人打理,部份農田逼不得已荒廢。由清晨開始割菜、賣菜、澆水、施肥、除草,還要做家務、做飯,忙一整天。有時甚至工作至午夜。筆者不禁盤算「五百元」的份量,可能是有些人身上一件汗衣,可能是百合很多很多籃子的新鮮蔬菜,可能是不少小販竭力籌措的公民責任,也可能是……

筆者問百合為何不考慮退休,百合卻強調自己「有手有腳」,想「養自己,唔靠政府」。所謂都市發展的理論,對百合都不管用。至於她,只想有尊嚴地,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既賺不了「大錢」,但求有飯開; 有塊田,種了菜,收成已經「有得食」,不會餓死。

註: 第一工業(primary industry) ,是在發展中國家的主要工業活動,是直接從自然界獲取產品的產業,包括農業、採礦業、製鹽業方和漁業等。第二工業 (secondary industry) 是指製造業,第三工業 (tertiary industry) 指不生產物質產品,主要透過行為或行式提供生產力並獲得報酬的行業,即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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