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期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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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編者的話

專題︰婦運與社運

1前言|綠壩娘

2五四運動的婦女解放往哪裡去了?|韋雲

5母親運動的身份政治|北極企鵝

8一腔熱血勤珍重|順馨

13本地婦運與民主實踐|盧健凌

女評

16生癌都係自己o既錯?一味靠嚇的關注子宮頸癌宣傳短片|區美寶

女行

18安徽省羅園小學初體驗|Polly

中間大頁

2090後色彩的六四|心誠中學

女人情

22滿載親情和成長的中日之戀|彩年

人物專訪

24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叉燒包

文化大笪地

26新書推介|小米

我們身體、我們自己

28我所知的青少女墮胎|洪雪蓮

各行各業

30女體勞工之啤酒女郎專訪|友君

性別研究

33穿梭於城鄉之間的貴州婦女|黎佩炎

35飛躍半邊天|區美寶

38支援四川災後重建|四川婦女合作社發展小組

第53期文章選讀: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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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今年的六四燭光晚會來了十五萬人,成為這數年來最多人參與的一次六四晚會;同樣地,今年 的七一集會參與人數也遠較過去數年活躍。一時間,香港人對民主運動的發展彷彿又關注起來。事實上,不論是在中國或是在香港,民主運動總不乏女性的參與,但 為何婦女在民主運動的位置總是想當然地不明顯,究竟婦運與民運又有甚麼關係?

今期《女流》的專題希望從不同的角度去探討這個問題︰韋雲希望透過觀察五四以來的婦女解放運動如何在男性的國族解放思潮中掙扎,來嘗試找出何以婦女解放運動悄然隱沒於五四運動的歷史詮釋的原因。

當 女性作為母親這種角色和民主運動交疊之時,又會是一個怎樣的情況?北極企鵝的文章提出了「母親」身份的政治意義與她所能開啟的可能性。最後,我們邀請了幾 位婦進會員以座談會方式跟大家分享了婦進及其個人二十年前支援民運的經驗,並作了錄音整理,或許能填充女性在本地民運的角色,而本地婦運如何進行不同的民 主實踐,有否被定型,則見盧健凌的<本地婦運與民主實踐>一文。

女性被定型的現象絶對不限於民主運動,在今期一篇訪問啤酒女郎 的文章中,便可以看到啤酒女郎身體的每一部分如何被公司支配,她們不但要出賣勞力,就連身體也要用作展示公司商標的工具。這些把女體資本化的現象並不難明 白,再加上傳媒強化女體迷思,與及法律缺乏保障,超過7成的啤酒女郎在工作時曾受到性騷擾。

另一個強化女性性別定型的例子,便是近日在各種傳媒不停播放的接種子宮頸癌疫苗的宣傳,這些片段強調任何女性一旦患上子宮頸癌,便會產生覺得身體不完整的心理狀態,又或是切除了子宮便會「冇左完整嘅感覺」,這些不正正就是女性一定要生育的性別定型意識暴力?

如前期所述,目前我們的財政狀況,很可能無法再出版,因此希望各位支持《女流》,各位讀者可以在購買或訂閱《女流》之外,同時捐款支持,讓《女流》得以繼續展示女性力量。

殷翠

第53期主編

2009年7月2日

第53期文章選讀:婦運與中港民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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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運與中港民運 前言   

文:綠壩娘

   今年是五四運動九十周年,內地政權如常借此宣揚愛國情操,將當年學生追求民主與科學的理念及批判傳統的精神棄如敝屣;本地民間團體如支聯會,則主要從五 四至六四的時間軸,探尋中港民主運動的歷史脈絡和運動傳統。在兩種詮釋的角力中,五四似乎只是專制政權與人民自主之爭。可是,這種「民主」有甚麼內容? 「人民」又是甚麼性別?

  我們都知道,五四運動與中國的近代的婦女解放運動有密不可分的淵源,兩者的發展互為交疊。例如《新青年》強烈批 判傳統的貞操觀念,胡適仿易卜生作〈終身大事〉,提倡戀愛自由肯定個人解放的追求,魯迅演講〈娜拉走後怎辦〉,討論女子走出家庭獨立生活的可能,也是在這 種氣氛下,各地大學才會陸續開放女禁。由此可見,五四運動的啟蒙精神及其對現代性的追求,乃是結合婦女解放並生。然而,今日對五四運動這一段歷史的詮釋, 卻為何悄悄隱沒了這些重要內容?

  歷史總是經過選擇取捨的敘述,婦女之不見於今日對五四運動的詮釋,當然不是偶然。如果民主僅是針對專制 政權的制度改革,卻沒有從日常生活中反省性別的權力操作,那麼這種改變便可能只屬於父權體制內部的自我改良,而其對女性的解放意義也便變得很可疑。唯此之故,我們必須(不合時宜地)不斷追問,婦女的位置哪裡去了?婦運與民運又有甚麼關係?尤其是中國及香港的民主運動長期處於國族想像的框架下,婦女的參與及 其產生的意義和影響力,便更須一再被書寫和肯定,以避免在主流歷史敘述中消聲匿跡。

  本專題的首篇文章〈五四運動的婦女解放往哪裡去 了?〉,便正是嘗試回應上述問題,爬梳五四以來的婦女解放運動,如何在男性的國族解放思潮中掙扎,並其後遭受主流化及邊緣化的命運。〈天安門母親運動的身 份政治〉則轉入後八九的抗爭運動,討論天安門母親運動的策略及其獨特意義。〈一腔熱血勤珍重--八九民運與婦運二十年回顧〉為婦進今年舉辦的六四座談會的 紀錄,順馨和彩雲兩位婦進資深會員都有參與婦支聯以至其他聲援行動,由她們憶述當年的經過,正好填補了六四經驗在這方面的空白。末篇〈本地婦運與民主實踐 〉,則從本地民運的婦女參與說起,討論本地婦運的民主實踐,

  書寫歷史,就是對當下的重構。強調女性在中港民主運動的參與和意義,不只是為了要在歷史敘述中佔一席位,也是為了豐富我們對民主的想像,從生活中反省和關心不同弱勢身份在既有權力結構下的處境,提醒我們:開放社會的敵人,可不是只有極權主義。

   六四至今已經二十年,事情彷彿已經過去,卻又如遠若近,好像一直在中國大地上不斷發生。此起彼落的維權事件,十五萬人的燭光晚會,網民對過濾軟件的抵 抗,足以說明,我們從未離開,而且不斷凝聚。不得人心的政權,還能渡過幾多個九字尾的年份?許多年以後,我們將會在舊書櫃中拾出這期女流,重構當下的故事 和記憶,一如我們現在,追述二十年前的歷史。運動不會止息,人民書寫的歷史,也必會見証公義的實現。

第53期文章選讀:五四運動的婦女解放往哪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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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的婦女解放往哪裡去了?

文:韋雲

曾幾何時,婦女解放是五四運動的一個中心思想。那時,全國各地大批婦女支持這場愛 國運動及參與推動新文化運動。可是,今天回望五四90周年, 婦女問題卻在有關五四的論述中消失,只剩下有關民主科學的訴求。本文期望重新發掘五四運動中的婦女聲音,並追尋其在日後宏大國族敘事及國家發展中逐漸消失的歷史痕跡。

中國婦女運動的歷史軌跡

19世紀末,婦女解放理論漸影響全世界,當時中國 社會正遭到西方列強的壓迫,激起了對西方現代化國家的美好想像。戊戌變法中,維新人士提出浪費女子 力量是中國積弱的原因之一,故要讓女子受教育,廢除纏足,興辦女學。在1901─1911年間創辦的近30種婦女報刊,控訴封建制度對婦女的迫害,探討婦 女解放與國家興亡的關係。

至辛亥革命,婦女已不滿足於只做賢妻良母,被號召投身民族、民主革命鬥爭中,並以此為自身解放的基礎。當時已有 女子軍事團、女子参政同盟會等組織成 立。陳天華的《警世鐘》表示「中國人四萬萬,婦女居了一半,亡國的慘禍,女子和男子一樣,一齊都要受的。那就國的責任,也應和男子一樣,一定要擔任的。」 當時的秋瑾, 除投身推翻滿清的革命, 同時倡導男女平等, 創辦女報、女學及女子體育會。中國同盟會的唐群英, 亦於1912年組織遊行集會及衝擊議會, 爭取在憲法中確立男女平等。積極參加革命的女性,都希望推翻清政府, 爭取女權, 成立女子參政會。然而, 當婦女欲通過國家主義進入政治領域, 卻受到打擊。革命後, 國民黨為了協調各方勢力, 拒絕支持1912臨時憲法中的婦女投票權, 令當時女革命黨人深感被出賣, 女權竟成為男性勢力交涉的籌碼。

國民黨婦女運動講習所成員(1926年)

五四中的婦女抗爭及文化運動

隨 著工業的發展和女子教育的普及,中國城市的女學生及女工的人數激增,女性的力量逐漸强大。五四時期,婦女熱烈參與反帝反封建及爭取博愛平等自由的 民主運動。在全國各地的示威運動中,大批婦女高舉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旗幟,與年輕男性一同聯群結隊到處喚醒民眾,使五四運動如燎原之火,蔓延全國。

婦女自己的學校(中華女子學院)。

同時, 婦女要求與男性受同等的教育的權利,向各大學一再呈文請求,廣泛展開「大學開女禁」運動。在1918年至1919年間, 私立嶺南大學、南京高等師范、北京大學等校都陸續招收女生,實行男女同校。至1920年,各大學及專門學校都已開放女禁。從此,女子求學的機會大增, 女子入學人數亦一日千里。女子學校使年輕女性擺脫家庭的控制, 與其他女性一起感染新思潮, 成為五四運動中的婦女力量。當時許多女學生在參加五四示威遊行和抵制日貨以外,也開始反抗支持傳統婦德價值的學校, 有些女生剪短髮表明擺脫傳統, 一些則動員學生會廢除修身課(註1)。

婦女亦要求「社交公開」與「婚姻自決」。當時到處上演《娜拉》的出走故事,宣傳活動都高叫著「不做玩 物」、「要人格」、「要自由」的呼聲。大家認為 封建的舊家庭,正是婦女解放的障礙之一。許多婦女以行動反抗封建家庭及拒絕買賣式的舊婚姻。男女同校亦正好打破了男女交往的社會壁壘,這時陸續出現自由擇偶婚

1946年「三八」節,上海婦女聯誼會組織婦女大遊行。

姻和合意同居, 熾熱的性革命對城市造成衝擊,亦帶來公眾對生育控制、妓女及性病等議題的關注。婦女們更進一步走上組織的道路, 聯合各地組成婦女聯合會,令本來各不相干的婦女們,為著共同的利益而奮鬥。

五四時期, 幾乎所有自認是進步男性學者都有文章談論婦女解放,似乎「解放婦女」是自己義不容辭的職責。這些有影響力的學者文人, 大多把解放婦女與民族自強聯系在一起, 從宏大的民族敘事去認識婦女問題。 其中李大釗最多著作, 持續介紹歐洲女權運動的成果,亦專論婦女解放和中國社會民主的關係, 他提出「只有實現婦女解放, 真正的民主才能實現, 沒有婦女解放的民主, 絕不是真正的民主。」陳獨秀的《新青年》雜誌, 這份影響當代年青人的刊物, 亦提出了婦女解放的口號,認為婦女解放與政治、經濟、宗教的解放同等重要。

在「男性」的民族解放運動中掙扎

男性把女性視為實現國家的工具, 女性亦把國家主義視為實現爭取平等目標的工具。此後, 五四的婦女運動仍繼續產生影響。1921年便有婦女參政運動, 婦女組織參政同盟會,要求與男子享有同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廣東及北京的婦女都為爭取在憲法上加上男女平等的條文而進行了遊行抗爭,得到各地響應,聲勢 浩大。國民黨終於在1924年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中確立「於法律上、教育上、社會上確認男女平等的原則」的規定。

另方面, 共產黨的男性領導人亦開始積極考慮女性入黨問題。 1921年共產黨的57個黨員中,僅有2位女性, 至1925年, 已成功招募近100名婦女入黨。當時的婦女也認為中國共產黨是反抗包辦婚姻和創造新性別角色的支持者, 願意加入組織早期的傑出女性共產黨員,例如向警予、 楊之華等都是極力拒絕傳統婚姻家庭的束縛, 亦先後與多位男性共產黨員自由戀愛。

可 是, 共產黨人雖然以激進的性別改革挑戰傳統父權, 卻在自己的革命組織內複製傳統性別制度, 即使婦女開始加入共產黨,男性仍掌握最高權力及壟斷話語權。例如向警予雖然領導婦女部, 努力推動黨內婦女參與及提升地位, 可是 婦女在婦女部之外擔任職務是十分困難。高君曼創辦的婦女雜誌及上海平民女子學校,卻是由男黨員擔任雜誌編輯及女校校長。不管這些女黨員的貢獻如何, 她們甚少獲得黨內的獨立地位, 她們大都是透過與黨政府的高層領導人的婚姻關係而獲得參與政治的非正式權力。

男性關於婦女解放的宣言, 不必然轉變為更平等的性別關係, 男性與女性共同攜手打倒壓制他們的父權, 卻沒反省到自己的男權本質。婦女的傳統角色仍深深影響女性共產黨人的政治身份,她們的職責傾向延續女性作為照顧者的角色, 例如擔任會議的後勤, 管理中央委員會的日常事務。她們期望社會主義國家通過建立托兒所和食堂來減輕她們的職責, 而非要求丈夫重新分配家務責任。為了全時間參政,為了成為重要領導人, 婦女的選擇相當有限, 向警予和楊之華要把孩子送給親戚撫養, 鄧穎超和劉清揚則不要孩子。

婦女解放的主流化及邊緣化

1949年9月,參加第一屆全國政協的部分女代表。

毛澤東自豪地說「男女都一樣, 男同志能辦到的, 女同志也能辦到。」新中國成立後,以國家力量推行男女平等, 並以男性為標準推行婦女政策。 1949年9月27日的《共同綱領》,確立了男女平等的原則,規定「中國人民共和國廢除束縛婦女的封建制度。婦女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社會生活各方 面,均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力。」中國全國婦女聯合會(婦聯)亦於同年成立,並在地方建立各級組織, 成為一個主流化的國家中央機制, 全面代表和維護婦女權益, 促進國家的男女平等。

婦女解放是近百中國現代化歷史的重要內容,但她不同於歐美女性主義一開始便衝擊現代民族國家制度內的父權、男權結構, 中國的女權運動卻與民族國家的確立有著複雜的糾纏。共產政權承接五四新文化運動所開啟的歷史,充分動員和組織婦女勞動力, 並以此實現戰後重建及開啟中國全面工業化進程。在國家體制包辦一切,五四婦運意識失蹤,民間組織及異見消聲匿跡,在國家宣傳的婦女半邊天美好景象下,中國 婦女於共產政權的帶領下「完成」了在政治、經濟、 法律層面的「全面解放」, 似乎已達到國家所謂的「男女平等」。

新文化女權運動所反對 的男尊女卑及爭取性解放等挑戰社會性別等級關係的議題,在後來的國家民族主義話語及有關運動中被邊緣化。自1978年中國推行 經濟的改革開放, 婦女權益卻正在持續地萎縮, 所謂現代化,不過是資本主義文化及男權秩序的重建, 中國婦女解放的道路, 又再面臨重大的挑戰。

註1:修身課是教導女學生怎樣作女性打扮和舉止的課堂。

參考資料:

1.      柯臨清(2007) 〈共產黨早期組織中的性別和性別政治〉,游鑑明、羅梅君、史明編《共和時代的中國婦女》,左岸出版社,頁87-128

2.      李小江(2006)〈為中國婦女解放鳴鑼開道〉《女人讀書─女性/性別研究代表專讀》,江蘇人民出版社,頁128-142

3.      戴錦華(2006) 〈「女人」的故事─一段劇變的歷史〉《性別中國》,麥田出版社,頁27-56

第53期文章選讀:天安門母親運動的身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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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門母親運動的身份政治  

文:北極企鵝

  每逢六四,我們總會想起白髮蒼蒼的丁子 霖,以及一眾可敬的「天安門母親」。許多年以來,她們一直以和平的方式抗爭,堅持最根本的人道價值,要求最基本的公民權利──公開悼念在六四屠殺中死去的 親人,要求與中央就六四事件對話。然而,即使訴求卑微如此,她們仍然面對國家警察無止境的騷擾和監視,甚至拘留和軟禁。

二十年過去,官方以 經濟發展之說回應血染的歷史,可是問題解決了嗎?現時內地貧富懸殊加劇,官吏貪污、強行徵收土地、欺壓良民等事件無日無之,足見當年觸發民運的社會矛盾依 然懸而未解,而且愈益加深。在這種社會形勢下,以母親作為主體的天安門母親運動有甚麼政治意義,又能開啟甚麼可能性和力量?

理想化的母親形象

「天 安門母親」雖然主要由母親組成,但非母親成員也大不乏人。「天安門母親」創始人之一張先玲在訪問中這樣說:「我們當中有很多父親,亦有遺孀與遺夫,但母親 及遺孀比較多。父母被打死,孩子來簽名的,還沒有。因為我們的群體以天安門母親命名,於是由母親出面的當然性就較大了。另外,我們的核心成員也是母親,因 此外間也覺得母親是比較多的。」 此外,在核心成員當中也不全是母親,例如丁子霖的丈夫蔣培坤,不久前才艱難地完成了《天安門母親之路》紀錄片的製作,而且多年來在運動中都有十分重要的參 與。從此可見,以母親身份作為運動主體,或許沒經仔細的考慮,但也未必是完全自然的選擇。這種未必刻意為之的運動策略,產生在甚麼文化脈絡?

   被問及為何出來抗爭的多是母親而不是父親,張先玲這樣回答:「相對而言,母親跟孩子的感情較深。王楠(按:張先玲的兒子)被打死,當然他的爸爸也很難 過,但他有他的工作,於是還繼續上班,我就從那天起沒去上班,沒有興趣再上班工作了,就全力的辦王楠這個事情。[……]父親的感情,跟母親的感情總是有點 不一樣的。鄺滌清(按:另一位成員)的情況比較特殊.是位單親爸爸,把孩子從小帶大。」

  父親在維持家庭生計上比較吃重的文化傳統,是否 為母親成員較多參與抗爭的原因,大概尚需作更多調查才能下結論,但張女士強調母子間獨特的感情因素,卻可能反映了不少人對「天安門母親」的想像:母子情 深,骨肉相連,兩者有莫可名狀的特殊牽繫。由於這種彷彿天經地義的母愛觀念深深為大眾接受,因此用母親身份為兒女追討公道,便比用父親身份,更具道德感召 力量。在這種情勢之下,人們對運動主體的想像,便很容易靠向理想化的母親形象,以至諸如自我犧牲、無畏受苦、堅忍、柔弱、偉大等種種關於理想化母親形象的 聯想,也會與「天安門母親」成員在抗爭過程中的具體苦難和困阻,互相交集和融合。

  換句話說,在上述的情勢之中,當人們想像「天安門母 親」的時候,很可能沿襲了理想化的母親形象,鞏固了母親都是默默付出、無私奉獻、自願犧牲而且以兒女為生命重心的傳統想像。可是,我們知道這種理想化的母 親形象,卻其實是卡壓了不少女性生命的父權觀念。所謂母子間的獨殊感情殊非天然,而是由文化建構而來,配合種種無私和自我犧牲的想像,合理化了女性必須履 行母職的社會規範。母職為傳統性別權力結構的重要一環,可以說,理想化的母親形象其實不斷為不平等的權力結構提供合法性,延續及再生產出母職神話。

  這種理想化的母親形象,雖然容易獲得群眾的同情,但運動也可能會被這種想像所框限。假如運動的路線偏離了理想化的母親形象,甚至走到其對立面,例如採取一些較為激烈的語言或直接的行動,便可能會被攻擊為「瘋婦」,最後受制於傳統性別刻板形象而進退維谷。

打破隱喻關係與傳統想像

   上述的理想化母親形象,其實不僅指向女性,更常常被借指為孕育我們成長的地方或環境。從家庭到學校、故鄉、國家,理想化母親形象幾乎就是無處不在的隱 喻,浮游在語言的每一個角落。尤其在傳統中國文化的觀念之中,「國」就是擴大了的「家」,「忠」就是更高層次的「孝」,國家與人民往往被宣揚為母親與兒子 的關係,愛國與愛我們的母親也彷彿成為一塊鏡子的兩面。

  在這種國族敘事的建構下,國家與母親漸漸結成牢不可破的隱喻關係。統治者往往擅 於操弄母親的形象,以建立政權的合法性。八十年代膾炙人口的愛國歌曲〈祖國,慈祥的母親〉便是典型例子:「誰不愛自己的母親,用那滾燙的赤子心靈。親愛的 祖國,慈祥的母親!長江黃河歡騰著深情,我們對您的深情。誰不愛自己的母親,用那閃光的美妙青春。親愛的祖國,慈祥的母親!藍天大海儲滿著忠誠,我們對您 的忠誠。」透過疊合母親與國家的形象,將母親形象滑轉到統治者身上,於是被動地遵從命令的忠誠,便偷偷過渡到主動地擁護政權的深情。不過,水能載舟亦能覆 舟,民間的異見聲音也不時挪用這種隱喻關係,以此質疑統治者的權威。例如八九民運學生絕食時的著名標語「媽媽我餓,但我吃不下」 ,或夏韶聲的〈媽媽我沒有過錯〉,表面上似乎指向異見者的母親,其實更是指向一種高於政權或實際統治階層而且人格化的國族想像共同體,試圖以此向統治權威施壓。

  以上兩種隱喻關係的運用,顯示了官方和異見聲音的意義爭奪。 以母親形象號召支持力量的天安門母親運動,在話語層次上無可避免地同樣參與了這一場角力。與前述不同的是,一般異見聲音仍是以子民自居,難以撇除那種向上 仰望的姿態,但天安門母親卻是以人民的身份直接搶奪母親的位置。這群以母親形象現身同時聲討--庇佑在「祖國母親」想像下的--統治者的異見聲音,撕裂了 祖國與母親的意義扭帶,破壞了官方隱喻系統的穩定性。在母親運動面前,人們發現當下的政權,原來與理想化的母親形象是互相衝突的,「祖國母親」帶來的統治 合法性因而通通失效和落空。用梁文道的說法,就是「中共政權在天安門母親面前,格外像為了證明自己正確,而寧願讓所羅門王把孩子撕成兩半的殘暴騙子」 。

   另一方面,傳統上母親給我們的想像,都是去政治化的,總是局限於私人領域(家庭)之內,絕少參與公共事務。事實上,從不少「天安門母親」成員的自述和訪 談 中,我們能發現她們很多人在六四屠殺前,都沒有參與政治運動的傾向。親人被殺害帶來的哀傷和悲憤,可說是她們持之以恆地投入政治抗爭的力量源頭。以母親身 份站出來維護公義,不僅扭轉或豐富了母親身份的涵義,而且也有助打破公私領域的區隔,讓我們明白關愛親人與關心政治,殊無二致。

何處不是天安門

近 年內地在地方上動輒爆發萬人示威,雖然往往很快被壓下去,但依然一波又一波地出現。維權運動不斷被打壓,也不斷地催生,足見民怨的沸騰和社會的危機,已到 了八九年以來的新高峰。加上互聯網技術的發達, 中共要控制全國人民的資訊流通,已經變得愈來愈困難。天安門母親的核心成員大多年已古稀,目前為止已有20位含恨而終,運動正面臨延續的難題。六四十五周 年的時候,龍應台寫了一篇文章給丁子霖,題為〈誰,不是天安門母親?〉。其實,不只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是天安門母親,天安門同樣無處不在。文成之時正值劉 曉波被中共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罪名正式逮捕,筆者在此祝願天安門母親運及其他維權運動能在中國大陸上遍地開花,將不義的政權和統治者,埋葬在天安門未來的歷史紀念碑之下。

  參考資料:

  1. 和天安門母親在一起》,進一步出版社,2009,頁77
  2. 許朗養、區美寶、陳詩韻《和天安門母親在一起》,頁78。
  3. 梁文道〈母親〉,AM730,29-5-2009。
  4. 天安門母親群體《廿年生死兩茫會--「六四」難屬的心路歷程》,天安門母親運動,2009。

第53期文章選讀:一腔熱血勤珍重—-八九民運與婦運二十年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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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腔熱血勤珍重—-八九民運與婦運二十年回顧

陳順馨

前言:

2009 年5月20日晚上,婦進及《女流》合辦了一個中國八九民運二十周年的分享會,目的在於回顧婦進及當年成立的「香港婦女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婦支聯) 的參與情況,以至民運與婦運的關係。當晚老中青三代的婦進朋友濟濟一堂,在由當年親身參與的張彩雲所準備的圖片及敍述中,各人走進了自己的時光隧道,分享 20年來的情與思。由於篇幅有限,這裏只節錄部分的內容,有興趣的,可以上婦進的網站重溫彩雲準備的歷史回顧部分。不知道是否歷史的偶然,20年前的5月 20日,正是在不少香港人腦海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八號風球維園集會,目的是抗議北京當局宣佈戒嚴令。當天,彩雲代表婦女界上臺發言。

自發性很強的民運參與—婦進與婦支聯

彩雲:當時開始很多人自發地去做一些事,我記得當時婦進會址在灣仔,當時我,有時是嘉燕,經常跑到大東電報局,給國務院發電報,表達我們支援學生的訴求,呼籲政府和學生對話,不要鎮壓學運。當時我們也有到新華社門外表達意見。

直 到5月19日那天,三個婦女團體︰婦進、女協和女工會,聯合發了一通電報給李鵬和趙紫陽,呼籲政府和學生對話,肯定學生運動是一個愛國運動和民主運動,否 定人民日報的社論,和要求當局承認當時各個學生組織。當時一些婦進的成員住在一起,包括我和順馨,都是在灣仔的,我們住的那個單位有一個天臺,很多時都用 這個天臺作為製作大字報的場地,所以那個地方順理成章也成了聚集點。而我們身邊的女性朋友也慢慢聚集在一起行動。當時一起行動的就不限於婦進會員。

5 月19日,北京宣佈戒嚴,第二天香港掛八號風球,我不記得是響應誰的呼籲,總之很多市民一起去維園遊行,那時下著大雨,大家全身濕透地行去維園遊行。當時 氣氛很緊張,一來是因為已經宣佈了戒嚴,二來是因為軍隊己經入城,大家感到很大機會會發生鎮壓,但是大家都不想這件事發生,故此大家都在盡力做一些事不讓 它發生。

到了5月27日,大約那時前後,我們覺得婦女應該要在民主運動當中有一個獨立的角色,因為參與行動的已經不單止是婦進成員,所以當 時我們開了一個會,提出成立一個「香港支援愛國民主運動婦女聯合會」,簡稱「婦支聯」,當時的想法是成員都是以個人身份參加的。所以我們在5月28日的全 球華人大遊行中便以「婦支聯」的名義出發和廣發單張。另一個特點是我們要提出女性聲音,所以我們有一班女藝術家參與,包括製作橫額,例如「民主不能少了半 邊天」這句口號。

順馨︰六四當日有兩個行動,一個是在跑馬地黑衣靜坐的,另一個是四五行動發起的遊行,我們就參加了四五行動的遊行,我記得是婉玲提議我們穿黑衣,用紅色顏料畫面以表示鮮血。

 

彩雲︰鎮壓後婦支聯仍然有開會,當時覺得要宣揚民主的精神,即是除了民主的體制外,民主的精神,因為當時大家認為中國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暴力鎮壓,是因為民主的精神 不夠深,所說的不單是指政制的層面,而是在生活上,我們中國人有沒有實踐民主這件事。…六四鎮壓後,仍然有很多示威活動,婦支聯也有繼續參加,例如「反對 白色恐怖」,因為當時中央政府開始追捕,也有很多人受了傷之後被捕,婦支聯便搞了一個「反對白色恐怖」的遊行,在灣仔地鐵站集合,然後遊行去維園,再遊行 至新華社門外。當時我們以紅絲帶繫手串成人鍊,身上掛了一塊牌,上面寫著被捕或被殺的人的名字,和他們在什麼情況下被捕或被殺的簡介,一直遊行至維園。到 了維園後,我們也講了這些被捕人士的處境,也有唸詩。之後就遊行到新華社門外,把這些牌子貼在新華社門外。

婦進另外一個較為前瞻式的活動, 是在89年9月推出了婦女政治自學計劃,推出的原因想是探討婦女運動與民主運動的關係,當時這個計劃是研究不同國家的民主制度,包括東西德、英國、台灣、 美國和蘇聯。通過研究這些國家中的婦女運動與民主運動的關係,婦進作為一個支援民主的婦女團體,可以怎樣前進。這個計劃的研究結果亦影響了婦進後來的方 向,婦進亦有出席每年的燭光晚會。

民主運動—組織與啓蒙

Sally︰剛才彩雲介紹時,也強調了當時很多市民是自發地組織遊行的,但看回現在很多爭取民主的社會行動,很多時都需要組織者主動去組織民眾的,有時要再加上時勢才能成功組織。這令我想組織應該如何推動?應側重在哪個層面?

Cally︰回應Sally,當時我已是大學三年班。我覺得當時的氣氛跟現在很不同,而我當時仍未對政治有很大醒覺,不過我仍然覺得兩個時期不能相比。當時自己對於運動 的投射是很浪漫的,會很關心運動當中的男女愛情,喜歡看吾爾開希,把他當作偶像,也關心柴玲和封從德的愛情。當時那種市民自發的程度是很高的,在學校每天 也有人問我去不去遊行、罷課、靜坐,甚至成為一種壓力,非要當火紅學生不可。

孫玨︰八九年我八歲,住在上海,新聞沒有很 詳細說,但大家也感到有動亂,但具體發生了什麼事也不知道。…我想提的一個問題是從八九到現在,網絡上有很多萌芽中的草根民主運動,它的整個演變過程也是 波浪型的,我在想,香港的團體對內地的民主發展到底有多少理解?還是停留在1989年時對中國的認識?即是沒有民主,只有強權。假如是這樣的話,似乎香港 跟內地在這方面存在了一個斷層。

袁小敏︰八九年時我仍在唸中學,我的學校是一所精英中學,很多學生是來自政治冷感的中產 家庭,他們不單不討論政治,甚至討厭政治。但在那段時間,他們忽然感到醒覺了,大時代到了,紛紛上街遊行。我覺得這是一個相當有趣的現象,它令到香港人忽 然覺得自己是和政治有關係的,當那段「火紅」的日子過去之後,我才慢慢發現八九真是一個香港政治上的分水嶺。究竟民主是什麼?原來我們不太知道它是什 麼。…當時香港人對民主的認識都是很初階、很概念性的。很多時我們討論民主政治制度時,會發現這個制度的實踐,當落入到生活和個人利益層面時,又會完全是 另外一回事。…所以我會諗民主和婦女運動的關係,是在於我們怎樣把民主連結到我們當時的社會環境和今天所身處的社會環境,而不光在於怎樣選舉、制度是怎樣 的。

陳景輝︰我當時只有七歲,也不記得當時自己在哪裡。…我也想知道當時香港正在發生一些什麼事情。另一種說法是當時香 港人如何如何,比如如何自發、如何團結,之前香港人是很冷漠的,但到了那一刻卻很團結,可以為了共同的目標而放下所有分歧。我的另一個問題是這到底是一種 什麼樣的經驗?如果它是一種覺醒,又是什麼樣的覺醒?是失望?還是得到另一種力量繼續下去?為什麼我沒有看到這種力量的凝聚?

小雲︰當 時的狀態可能不能以「覺醒」來形容,反而更多是一種情感,令到這麼多香港人走出來的應該是︰痛心、著緊,很想支援廣場的學生,覺得他們很勇敢,我也認為這 是大部份人出來遊行的原因,情感上希望可以支援學生,例如吾爾開希著住睡衣在廣場上指罵李鵬。這種行為大家是覺得很不可想像,因為大家當時對中國的想象都 是它是一個極權國家,忽然有一個無權無勢的學生出來頂撞當權者,是完全顛覆了大家對中國的想像的。當時大家只感到中國很有希望,也很替他們著緊,而隨著形 勢愈來愈嚴峻,大家也愈來愈擔心他們,那種情感是很複雜、卻是很強大的。反而不是腦裡面有一個很清晰對民主的概念。

Christina︰我們當時也覺得參加學潮的北京的大學生是尖子,但他們也願意豁出去,即使秋後算帳也要這樣做,其實當時香港那些超多人參加的遊行,也是因為天安門廣場有些事發生了。

民運的見證、表達與與記錄

芳子︰當時我是記者,在北京拍新聞片,在當地留了很長一段時間,5月中已經在北京,住在酒店,酒店住滿了人,連地上也睡了人,深深感到當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很親 和友愛的,普通之民之間互相幫助、很有禮貌很親切,會給廣場上的學生送早餐,跟我平時與內地人打交道的經驗很不同,也讓我感到似乎中國有另一種希望,是什 麼讓這種情況發生呢?
另外一個是六四後有很多流亡的人,也讓我想到究竟個人的政治大還是運動的政治大?因為個人在運動中實在有太多犧牲,這給我帶來很大的感受。另外剛才提到六 四期間生活經驗的問題,六四後619戒嚴之後,每天的生活完全顛倒,每天的生活就是遊行、寫大字報,我認那是一種情感的推動,對於不公義的一種反應,多於 理智思考後出現的訴求。另外一個是當時的表達方式,婦進也是少數開始以藝術方式表達的組織。

順馨︰當年我們在《女流》也 做了一個專輯(第8期,89年9月)…我重看這期《女流》,在想這個專輯我們到底想做什麼?想討論什麼關於婦女和民主的議題呢?另外八九民運十週年時,我 當時也有參與一本叫《基進論壇》的雜誌的編輯,當時還有艇戶事件的專題文章。看了這兩本分別在二十年前和十年前出版關於六四的討論,究竟我們向前走了多 少?還是在原地踏步?所以我要談的是記憶,文字和圖片都是記憶的載體。

剛才的討論也有提到過,究竟民主的內涵是什麼,從性別角度來看,就是 突出日常生活,它與婦女生活和政治的相關性,大家稍後也可以談談看法,我自己當然是覺得它有特別含意的。而當一般人在談民主時,是在談一些很大,很具統攝 性的東西,很一般性的而且不具備任何的性別色彩;而女性,則是很特殊,很個別的處境,所以有些人認為若政治太過突出女性,便失去了包容性。但我們的理解和 在香港的經驗之中,所有對於「一般」的說法,其實也是很男性的,缺乏性別意識、因循著一種男性行為模式進行的,可能是排斥了另一些議題的。
在討論民主與婦女時,我們當時所談的「反獨裁」,與女性主義當時提出的「壓迫性的政治」,似乎兩者是有相關性的,而它們是需要更多的扣連,提出它們兩者之間深層的共通性。

兩性平等爭取與民主政治

彩雲︰我 想就大家的發言做個綜合回應,談回政治與婦女的關係,婦進在八九年九月的政治自學計劃,目的就是要探討婦女與民主的關係,在看了很多書和文章之後,得出的 結論是一方面要先有民主政治制度,才可以保障婦女運動的存在,因為民主的空間才能保障異見聲音的存在。但即使已經有一個民主制度,卻不一定必然必障兩性平 等的存在,所以婦進便一定需要繼續存在,去提出一些機制去確保和處理兩性平等的議題。這個結論就很影響了婦進後來的發展,例如爭取成立婦委會和平等機會條 例的立法。但現在回想,婦女運動與民主運動的入手點,似乎可以從另外一個層面去理解,例如Cally在六四時,作為一個女學生見到吾爾開希、見到封從德和 柴玲的浪漫愛情,感到很著迷。…現實中我們更多是被感情和想象所影響,而不是被理性所引導的。

所以談女性與民主運動,我們可以提出的是政治 運動的參與,並不是一種純綷理性的政治或者我們理解的制度上的理性參與,而是一種感性的政治,是一種想像。這種參與不是單純以理性去思考我們投票時應該投 給誰,而是一種包括我們怎樣理解自己,這正正回應了芳子所說的,北京當時的市民是很和諧的,沒有小偷沒有搶劫,因為大家全完感到自己正在參與中國發展的一 個重要時刻,這不是理性的…

我記得當日搞那個「反對白色恐怖」的紅絲帶遊行時,當我們到達維園時,我是聽到有人話我們「搶風頭」的,因為當 時的運動是比較少人搞這種特別的表達方式的,所以當有人與別不同時,是會有人看不順眼的,這些我們看到當一個女性參與運動時,別人是有一種預設你是一個女 人應有的界限,你便應該怎樣,不應該怎樣。當女人去打破這些界限時,便會讓另一些人不舒服。所以當我們去理解民主是什麼的時候,其中一個理解就正正是要不 斷去打破這些預設的界限,容許人各自得到發展潛能的機會,得到自由表達的機會。不論男人或女人都不應該因為她的身份而限制了她的表達方式,或者因為它不符 合某些期望而無法表達自己。所以我們應該以此去理解婦女與民主運動的關係。

景輝︰想問,民運與婦運在八九此事上有沒有特殊的影響?八九對婦運的方向有沒有影響?

彩雲︰就是催生了政治自學計劃,與及推動婦進在爭取性別平等的機制上的努力。之前婦進是有基層組,初期是希望直接接觸基層的,但後來由於人力不夠,轉而透過影響change agent,例如社工和教師,再由他們去影響更多的基層人士。而八九之後是比較明確要爭取一些機制。

新一代女性的政治觸覺

黃麗梅︰我 當時也是大學一年班,也沒有什麼政治醒覺,但當時大家也很熱情,即使未曾拍過拖,也會拖著異性的手串成人鍊去遊行…但之後這種熱情很快消失,我之後幾年也 有搞一些六四的私人悼念活動,頭一年還有二三十人,第二年只有十人,之後一年是完全沒有人到的。當時我也有打電話發電郵叫身邊的朋友去,但他們寧願去支聯 會的活動,有些甚至完全不去。

Pat仔︰見到近年支聯會紀念六四的活動,是政治與生活完完全全的割裂。對於我們新生代的政治覺醒是零三年的七一,真正去思考何謂政治。但事實上我們平時的習慣是不去談我們生活上的不滿,那又如何把我們的不滿以政治訴求的方式表達出來?由在此脈絡下,社民聯的一些策略是有它的合理性的,所以婦進要談民主,也許可以從兩性平等的生活開始,再談民主。 …另外就是那些八九後才出生的,我們又如何處理?假如說八九是情感上的聯繫,我們怎樣能讓這批年青人有這種情感上的聯繫?如何承傳下?我會關心這方面的問 題。假如六四歷史可以寫入教科書,我們又可以怎樣寫這段歷史?

小敏︰Tony是不是想提,現在新一代對八九的理解愈來愈 窄,舉例我現在問實習生對六四有多少認識,發現他們對六四很無知,正如我年輕時對文革的認知,只停留在誰是誰非的討論。所以問題是我們如何擴瀾它的討論, 把它與我們現在的公民社會、日常生活扣連出關係,在這個層面承傳下去。

Tony︰正如我們讀書時談五四運動,當時我也有一些感動的,那六四的歷史又是否可以對現在的年輕一代產生同樣的感動?我根本不敢對現在的年輕人有太多的看法。

Jude:六四的確對我是一個醒覺,開始去問很多問題,覺得事情不一定要這樣。對我來說它的確影響了我的生活。這又讓我去想我的兒子,如何讓它知道六四的事。

第53期文章選讀:本地婦運與民主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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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婦運與民主實踐

盧建凌

民主是甚麼?.是每個人的意見都能被尊重,不分性別、種 族、年齡。誠然,追求民主精神,不得不依賴制度上的保障,以免有人仰仗權力,而打壓別人的聲音。香港的民主運動一直追求制度上的民主,爭取全面普選。然 而,政治制度上的民主,即使落實,遺忘了民主的精神,一切也只是徒然。婦女參與民主運動,一直都在默默地幹,互相尊重,互相包容,才是民主真諦,但卻在香 港的特殊背景下,卻見舉步維艱。

婦女參政質未見改善

要說香港本土的民主運動和婦女運動的發展,始自約80年代,二者曾經並行發展。香港理工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黃碧雲回溯香港在80年代,受到前途問題所困擾,不少團體都關心民主政制發展,組 成了民主運動促進聯委會(簡稱民促會),約十人的核心成員中,僅她一人是女性。及至八八直選後,民促會轉化成政黨─香港民主同盟。黃碧雲再一次成為黨內中 常會的「唯一的女人」。正如其他地區的婦女參政經驗一樣,婦女均被局限在私人領域,參政介入公共領域,實在是少數,能走進組織的核心,自然亦少之又少。

雖說民主是讓不同的人均能發聲,但作為運動,畢竟需要政治動員的領袖。黃碧雲觀察本地婦女團體(包括婦進)即使努力介入廣義的政治,均傾向投身基層婦女的權 益工作,只作為聲援角色,鮮有介入民主運動的核心。觀乎工人運動、民主運動和社會運動,黃碧雲認為「女性是minority,只係follower」,似 是一個普世現象。

黨內競爭  婦女難出頭

或許這是與婦女組織的形態不無關係,如果說婦女 組織的形態是強調姐妹情誼,加入政黨參政的過程,實在難免損害這種情誼。黃碧雲坦言,過去她參政的過程沒有人明顯地不尊重女性的意見,但政治現實是眾多黨 員爭逐少數議會議席,競爭甚為激烈。黃碧雲笑言,偏偏不少婦女較為低調,不喜競爭。這種欠缺野心的狀態令婦女運動介入主流政治有一定難度。少數參政的女性 在這種競逐下,難免被摒諸門外。

相反,本身政治意識較強的女性在地區單打獨鬥參選,但勝者方能得到大政黨「青睞」。然而,即使泛民主派政黨亦沒有真正落實提昇普遍婦女參政和民主意識,只是急功近利地找政治新秀。在香港的政治困局下,進一步打擊女性投身政治工作。

這不免令婦女寧願務實地紥根社區工作,或另組政治組織,亦不再投身政黨的行列。黃碧雲又笑稱,近年多一些年輕的「死士」積極參與議會選舉,例如「婦女參政網絡」,她期望這批有性別意識又具參政意欲的年輕婦女,可以開拓更多婦女參政的空間。

婦進架構摒階級行民主

本 地民主運動多年來一直爭取政治制度上的民主,但民主又豈止議會制度呢?承上所言,婦女運動與民主運動幾近同步發展,香港首個本土婦女組織新婦女協進會在創 會之時,已深深明白婦女解放與民主精神二者必須並行。因此在組織架構上,寧願犧牲部份「效率」,也打破階級分野,體現平權精神。

大部分組織要麼核心委員主導會務發展,職員只作執行者,或是相反,由職員主導,委員會成員變得可有可無。婦進努力地在當中找平衡。曾任婦進職員兼現任主席蔡泳詩分享 做組織幹事時的經驗,婦進的職員之間各司其職,互不從屬,但又能互相協調和制衡,而職員又會參與執委會,商議整個組織的重要決策。

她作為職員的深刻經驗是在2004年時婦進進行一個性別觀點主流化的研究計劃,有資深會員參與其中,但不會將所有工作拋給職員就置之不理。即使自己在工作上有錯漏 亦得到會員的包容和教導。蔡泳詩形容這種姐妹情誼,已超越工作本身,形成職員對團體的歸屬感和積極參與。過去不少職員也是工作一段時間後,才加入婦進成為會員。

為保姊妹情 免爭論缺生氣

然而,民主不是完美的,實踐民主都要付出一點代價。蔡泳詩表示,婦進能實踐民主是基於幾個假設,包括會員參與度高,以及會員的向心力。可惜,會員受制家庭和工作,令參與度大不如前,加上隨著組織的發展,現時的 會員逾百人,彼此背景各異,要維繫姐妹情誼實在難事。雖說婦進執委會的輪替制度可讓不同會員平等參與,經驗較淺的會員亦會擔當執委職務,組織在這時難免缺 乏核心人物凝聚會員力量,影響組織的延續性。

另外,承上所言,執委會的決定有賴職員與會員一同執行,但遇到職員與執委會意見相左,為免破壞感情,事情大多不了了之。誠然,這令組織內姊妹融洽,但少了爭論,缺乏火花,亦令組織漸漸缺乏生氣。

蔡泳詩擔任婦進主席,自言努力在姊妹情誼與組織發展間找平衡。

基層婦女的民主

不知何故,「民主」,常被誤以為是中產的玩意。既說民主是人人平等地發表自己的意見,基層與中產又有何分別呢?本港第一個由基層婦女建立的綠色生產合作社─「綠慧公社」,正好打破經濟的隔閡,體現婦女式真正民主。

綠慧公社努力拓展婦女團結與民主自由。

綠慧公社主要生產和銷售環保清潔用品,包括環保肥皂和清潔液。本是仁愛堂其中一個婦女小組,但因種種原因要脫離仁愛堂的架構,在2008年2月正式註冊為 「綠慧公社職公有限責任合作社」公社現有社員16人,現任公社理事5人。回想起脫離仁愛堂時,一眾姐妹都掙扎是否繼續堅持下去。放棄嗎?大家都不捨得;繼 續嗎?前路太多未知之數。加上社員主要是基層婦女,有一定的經濟壓力,要她們負擔一個前途不明的組織,也實在是困難。

然而,最終還是繼續堅持,也就是這一役,令社員之間更深切明白彼此的重要。公社理事長陸少琼表示,「想當初創立合作社之時,也曾想過以其他形式運作。有想過做有限公司,但很快 打消了這個念頭。因為根本無人願意做老闆。相反,合作社形式,大家有商有量,彼此都不是老闆,不會要求其他人做這做那,這反令大家都感到有更大的自主性和 歸屬感。」

近日合作社接到一宗生意,但對方要求環保肥皂要有一定包裝。社員間遂引起了一場討論,過度的包裝無疑是浪費,但作為推銷,包裝又 似乎無可避免。換作商業機構,二話不說就接生意,但合作社間卻反覆協商,得到共識,共同進退。綠慧公社主要是基層婦女,亦有知識份子,但每當作決定時,每 人的權利都是平等,哪怕是創業時拿出最多資金的,投票權也與其他社員無異。正好,這才是體理真正的民主。

雖說合作社是生產單位,但礙於組織 剛剛起步,社員獲得的報酬根本不能與工作成正比。沒有姐妹們自發的參與,哪裡有人手做的環保肥皂;沒有姐妹們熱心參與會務工作,合作社哪能穩步地發展,向 學校向社區推動環保理念。社員少月和美芳都是基層婦女,有一定的經濟壓力,但在收取工資的同時,她們卻道有份參與合作社的決策和發展,推動自己繼續做認同 的事。

另一社員婉玲的仔女都已長大,經濟負擔不重,合作社對她而言不是一個生產單位,反而是一個分享姐妹情誼的地方。她自言困在家中只感到不舒服,反而到合作社工作,還感到輕鬆。正是合作社社員彼此的差異,反而造就了一點彈性,互相補足和支持。

民主的其中一個大難題是效率。每每達成共識才作決定,在商業世界中較難自處。幸而,合作社規模還小,而在合作的過程中,建立的感情和信念不易動搖。如何在民主與效率間取得平衡,美芳表示,最終還是一份信任,放手交予對方作決定。

民主與婦女的故事,隱約透露了「小即是美」的道理,沒有緊密的人與人關係,我們會聆聽每個人的故事嗎?唯願香港要走民主的路,或應如婦女般,細聽每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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