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期文章選讀:專題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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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總論

文:區美寶

今期的專題是「金融市場崩壞的再思」,專題小組一開始便煞有介事,特地邀請了研究社會經濟的朋友一起討論,《性別觀點vs主流經濟發展理論》一文的重點反映了女性主義對「市場萬能」經濟發展策略的批評跟反全球經濟一體化運動是一脈相承的。

女性主義經濟發展分析

根據專題小組討論的總結,我們應跳出分析「爆發是次金融海嘯原因」的框框,嘗試以更宏觀的視野建立分析架構,重提不被主流意識形態確認的經濟活動,說明某些經濟活動群體,是如何在不公平的制度和政策下被歧視和邊緣化。

婦女,正是不斷遊走於這些被邊緣化群體的大多數。

這種不公平的社會問題,乃是由「市場萬能」的主流價值,結合了制度與傳統文化而催生。在「市場萬能」的旗幟底下,不論是金融市場、貿易市場、勞動市場,都以攫取最大利潤為依歸,社會公義的價值總被排擠於市場之外。

因此,我們分析的重點不在於金融市場運作是否存在性別不平等,而是這種統攝市場背後的意識形態,有否做成或加劇了性別不平等。

金融危機對女性的隱性影響

在航行於理論大海的同時,要探討金融市場崩潰對女性的影響,最直接的方法莫過於訪問不同背景的女性。受訪者中有在職婦女亞嘉及莉莉,她倆並不感到金融海嘯 對她們影響很大,不只是因為她們沒有投資上的損失,也因為「性騷擾、懷孕歧視、女性缺乏升遷機會也不是金融海嘯時才會發生」。缺乏職業保障對於女性甚或是 孕婦原來都是一些平常事,在常常徘徊於最差的情況下,婦女將不公平的情況內化成常態,沒有感到金融市場崩潰的影響實在不足為奇。

兩性理財的差異

另一方面,我們可能都以為基層婦女沒有投資經驗,事實卻非如此。我們以理財為題訪問了幾類婦女,雖然她們屬不同階層,但都有投資經驗。兩位女性理財策劃師 認為男女在投資習慣上是有不同的。我們訪問的人數較少,而且訪問所得亦無法驗證理財策劃師的分析。兩位女性理財策劃師分享專業經驗時,強調聆聽及關懷顧客 的需要重於投資賺大錢,正如Nicole所指,理財習慣會因為教育程度及一些社教化的影響而產生差異。現時社會仍然存在學生選科及職業上的性別分隔現象, 羅羅與Nicole對顧客的觀察,亦可為進一步的性別分析作參考。

可能有很多人會認為,兩位理財策劃師與前些日子騙人買迷債的投資顧問差不多,但羅羅為我們解釋投資與理財是有分別的,投資的焦點都在如何「錢搵 錢」,而理財則是如何調配資源。所以羅羅及nickle並非只是看金融市場走勢,或只會向顧客推銷投資產品,而是調配資源時要配合顧客階段性或長遠的人生 計劃。如此理解「理財」來參與金融市場的經濟活動,確實跟只是「錢搵錢」投資有分別。

可是這種理財的理解,又似乎有點像理財策略師的服務宣傳術語。作為理財策劃師,當然會為捍衛自己的專業形象,強調理財是一種較理性的行為。或許「理 財」應該有一層更廣闊的意義。這使筆者想起,最近跟一個基層團體的同工談起舉辦婦女理財培訓的成果時,同工認為不要以為基層婦女沒有資產,所以談不上理 財。當中新來港婦女尤其感到理財培訓有實質作用,因為培訓使新來港婦女知道,當面對生活困難時,她可以如何獲得社會資源的支援,所以理財其實包括得到更多 資訊去開源。又或像亞芳及亞芬,理財其實包括如何使子女明白家中的經濟狀況,取得他們的合作,才可以在高度消費的香港社會,完成「慳」這個Mission Impossible。

女性投資目的

另外,幾類婦女都有一個共通點,無論儲蓄、做會、買外幣、做金會、投資股票,目標都是為了家庭需要。大部分都是為了子女的供書教學,甚至為子女儲錢買樓, 又或像亞芬,當家庭整體有需要時,便會把多年供金會買的私己手飾拿出來奉獻給家庭,這類故事多不勝數。所以女性的理財觀念涉及了很多非關個人的目標,與只 爭取最高利潤的主流市場經濟理論當然有很大差別。

主流經濟理論失敗的實證

最後,從亞芬的訪問,亦反映了在過去廿年,一個的克勤克儉的四人家庭如何由生活安定走向貧窮。當中的家庭主婦亞芬,97年前每月家用盈餘能買私己手飾作儲 蓄,近10年卻因為生活迫人加入了邊緣勞工隊伍,即使夫婦一起外出工作仍然入不敷支,要將以往的積蓄及私己貢獻出來。亞芬慨嘆,何以生活質素比從前只有丈 夫工作的時候還差?這不就婦女團體一直批評政府對改善性別不平等及貧富懸殊問題,缺乏政治決心的控訴嗎?

婦女運動的回應

全球經濟一體化帶來的轉變,出現了更多被邊緣化的社群。所以,女性主義者回應金融市場崩壞的問題時,不但要求確認婦女的經濟貢獻,還要求關顧這些新出現群 體的經濟需要。專題最後一篇文章,便是東亞地區的婦女團體,希望透過共同宣言,表達她們對金融市場崩壞的性別觀點分析,以及改革經濟政策的訴求,其中主旨 亦是打破「市場萬能」的偏見,強調以性別觀點審視政策,擴闊主流社會的經濟發展視野。

延伸閱讀:

  • Julie A. Nelson, Abstraction, Reality and the Gender of ‘Economic Man’, Carrier, James G., Miller, Daniel, eds., 1998, Virtualism–A New Political Economy, Oxford, New York: Berg
  • Woolley, Frances R., The Feminist Challenge to Neoclassical Economics, Prychitko, David L. ed., 1998, Why Economists Disagre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lternative Schools of Thought, Suny Press, Albany.
  •  Gibson-Graham, J.K., The Economy, Stupid! Industrial Policy Discourse and the Body Economic
  • Sassen, Saskia, Chapter 5, Toward a Feminist Analytics of the Global Economy, Globalis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Stiglitz, Joseph E., W.W. Norton & Company

第54期文章選讀:只因我是獨行的單身亞洲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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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因我是獨行的單身亞洲女生。但,為甚麼?

文:打比小鴨

Old City, Jerusalem

迷迷糊糊的走進機艙,聽到阿拉伯服務員跟我說廣東話,我懷疑我幻聽。

旅館服務員總是喚我Hong Kong,香港忽然成為我的名字。

在香港的二十五年歲月,紮成了我的根本。走到哪裡,也如形隨影。

以約夢告一段落。我曾為考古發現嘖嘖稱奇,也曾為歷史與當下生活混雜著迷。回來感覺很好,因為怎樣這裡也有我的位置。而我發現我是如何需要我的現實生活。

在柬埔寨遇上的人和事似乎美好得多。但這樣總是充滿風險。

看來,我是個很好的被調戲對象。細細粒,傻呼呼,好易恰。

過關的櫃檯,只有三分一個頭的我,對其他關員突如其來的熱情不知所措。平日的也是。明明好心的指點迷津,不消一會便熱情的說愛。明明是閒話家常,忽然熱情 的說要贈我喜歡的首飾,不談錢只談情。明明是主動提供協助,忽然說想做愛問願意與否,不願意那給錢那給房子願不願意。要是我愛你,我自己脫衣又點話,不愛

Wailing Wall, Jerusalem

就怎樣也不願意。我要性自主,不要性騷擾。傻眼,失措,耍手擰頭說不,支支吾吾說不懂。再纏,走為上著。你老味。但沒人知道我在說啥。我有點覺得,他們對 亞洲女生很有遐想。

是個嚴控女體的地方。女生,不是人妻,沒男人,就可以搞。

回來在便利店看到方向報旅英女生被強暴的新聞。想起自己被意圖強暴,想起自己有點運氣,想起自己落荒而逃。想起自己成功逃脫。想起自己的憤怒和驚 惶。想起自己只管趕車到邊境而沒有想清楚下一步。想起收到來電的感動。其實甚麼都不說也可,即使沉默,我也懂。想起自己一到落腳點便立刻洗澡,把那種被不 喜歡的人碰的嘔心感覺洗掉。責任不在於獨行者。不要受害人污名化。那是本末倒置。怎麼獨行就要面對這樣的性威脅。

他叫甚麼名字,我忘了。他長得怎樣,我忘了。只記得我在找郵局,他主動指點方向。我走了走,他回頭,說乾脆帶我去就是了。我只記得昔日的舊城就是耶 穌負十

Old City, Jerusalem

架走最後的路的地方。我只記得舊城的猶太區是個寂靜的米黃色迷宮,上上落落,

迂迴曲折,看不到方向

,沒有街名。疏落的行人。鳥語。樹木的疊影。偶有 陽光猛烈的角落。我沒有蠟造的翅膀。我沒有時間。但

我要出口。他起初在說猶太區的建築,有roof俯瞰舊城。我只記得走著走著我感到不妥,明明是相同的 路,一見其他人我就衝過去問怎樣走,但他衝上來向那人說了些甚麼,那人就說他會帶我去。我跑,他追著我。擺脫一會,他又出現。無人的角落,他有所行動,使 勁的掙扎和呼救,但他力氣很大,我無法掙脫。我怎麼那麼弱勢?!後來聽到人語,他稍稍停下來,撒在地上的明信片我不管,拔足狂奔,我只管跑,不知怎的衝到 一群遊客中,我不確定他有否追來。後來後來,歐洲女遊客看到我神色慌張,知悉後牽著我走,說沒事了,和我一起找旅店所在的街道。

what-if 沒人語令他停一停,what-if 我掙脫不了,what-if 我報警,陌生的法律程序和語言有否法律代表予我指引,what-if ……

匆匆回旅館洗抹幾下,立刻拿行李趕車到以約邊境。我其實並不難過。也不怕再次面對屈辱的細節。這不是鉅細無遺的口供,而是面對自我的獨白。但我超超超憤怒,憤怒個體及建制施加

Old City, Jerusalem

的性暴力。在車上邊說粗話邊發短信。

真係仆你個街。

一切。

因為我是獨行的單身亞洲女生。

但。為甚麼?為甚麼獨行就要遇到這樣的對待?

事情不應是這樣。

第54期文章選讀:反思粵劇反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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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粵劇反串文化

文:陳澤蕾

何謂反串?作為戲曲術語,反串解作跨行當的演出。那麼行當又是甚麼呢?行當是戲曲表演發展的精緻化過程中,演員與戲劇角色之間的中介。這個中介是按 演員所長而各有分工,一方面讓各種技藝更見精良,另一方面也讓觀眾可以在專行的演繹習慣中,盡快掌握戲劇角色的基本屬性,然後開始對其心理活動或表演技巧 進行品評,從而得到欣賞的樂趣。行當藝術包括了大量符號,如:動作、唱腔、化妝、穿戴(即頭飾、盔帽和戲服),演員需要掌握行當藝術,再進而就不同戲劇角 色設計獨特的表演方法。

大部份地方戲曲都有生、旦、淨(花臉)、丑四行,而行當的區分,據傅謹在〈國戲的角色、行當與人物〉(2000)的解釋:

既不是單純從人的自然屬性的差別──如年齡與性別──着眼的,也不完全是由人的社會地位的差別──如官員、書生或平民──着眼的,區分不同行當的依據雖然與這些差別不無關係,但最本質的區別,則在於表演動作在風格與技巧等方面實現某種程度的抽象與規範的可能性。

反串,如前所言為跨行當,舉例,專工淨行的演員在某演出飾演由生扮演的戲劇角色,並按生的藝術來飾演。可是,香港粵劇與大眾文化對於「反串」的理解卻與上文的解說並不相同,由於牽涉內容甚廣,本人將以最為人熟識的「反串」演員任劍輝作例子。

《李後主》劇照

 

2002年香港電台電視部製作「回到夢工場」節目,其中有《戲迷情人──任劍輝》特輯,一開始各界對任氏的看法,都是以任氏(好像)是男人為重點,如任氏徒兒:

龍劍笙:吓,任劍輝?唔係男人嚟嘅咩?

系列中尚有其他名伶的特輯,包括:《丑生之王──梁醒波》與《伶王傳奇──新馬師曾》。電視節目如文章一樣,自有其主題,而編導則選擇以任氏像男人作為發 端,這個處理方法,也許被認為很順理成章,也是任劍輝的獨特性,所以在以紀念任劍輝逝世15周年為旨的電視節目《劍說浮生──任劍輝》,對任的演繹有如下 的「讚揚」:

說到表演特色,任姐的「反串」演技,可謂登峰造極,很多人甚至已忘記她本是女兒身。任姐的才子扮相,特別風流,她穿大袍大甲,又特別的瀟灑,比很多男生還要有台型。當年不少媽姐便被她迷倒,「戲迷情人」亦由此而生。

今年書展任劍輝藝術專題講座,也稱任為反串文武生。如果在國內這裡說,業內人便會以為任本來不是習生行了。

筆者習生行藝術,也曾被介紹為「反串」的「女文武生」,並因此而吸引了一些學生訪問我。訪問我的心路歷程,訪問我在台上台下實踐踐不同性別的經驗。 對替我寫簡介的人士以及訪問員而言,我是女生,在台上演男生,即是反串,而反串是有趣的,值得「探討」的。就如林萬儀在〈巾幗鬚眉:香港粵劇女文武生初 探〉的首段所言:

由女演員擔演男主角是近代香港粵劇舞台上一個相當普遍,同時令人感到十分好奇的現象。(粗體為筆者所加)

林氏不但好奇,而且十分好奇,所以在某會議中知悉本人演粵劇,習生行,便提出訪問,當我說自己應該不屬於其關注的社群,研究員很奇怪地看著我,說「你不是 文武生嗎?」,我說「不是。」,林說:「那麼你是甚麼?」,我說:「我學小生的。」隨後還是弄不清為何我不是文武生,可是林氏最能夠確定的是我一定是 「女」的,對此,從無疑問。

《花田八喜》劇照

在其他表演藝術中,若出現粵劇元素,被理解為性別易裝的「反串」也會如影隨形、剎有介事地出現,如:《魂魄唔齊》、《虎度

門》、《南海十三郎》等。 當中,經常出現一些被界定為「陰陽怪氣」的男易女裝者,把「乾旦」文化(又稱為「男旦」)加以污染和醜化,復有為了生計才在台上「扮男人」,在台下便會服 膺於恰當女性規條的女易男裝者。

 

不但在娛樂節目中出現這種「反串」文化,在業內也把「反串」理解為男易女裝或女易男裝的表演,遂出現一些名號,例如:以「真男人」和「假男人」來分辨生行演員。林萬儀曾言:

作為女性,女文武生在扮演男角的經驗裡往往由於在生理結構上與男性不同而面對不少困難。

例如不能唱低音,需要唱高八度。可是文中卻沒有提到唱高八度的問題所在。林氏也訪問粵劇導師,指出學藝期間女文武生因生理性別而面對的困難:

在做功方面,初習生行的女學員走台步時腰臀的擺幅一般較大,露出婀娜多姿的女態…練功時注意收緊臀部,挺直腰板,加強腰、膊的控制,假以時日,一般都能練得硬朗起來。

如李小良在《中國戲曲的性別易裝》(Cross-Dressing in Chinese Opera)所言,社會既容許「女」易「男」裝,也會強調「她」們本來的女性身體,從而確立其女性性別以制約舞臺上的男性性別。如同大眾一邊高舉任劍輝藝 術的精妙,讚揚「她」演來不見女兒態,在在把任氏牢牢地禁鎖於女身之中,同時,也把女易男裝視為甚少人可以做到的行為,後來者,只能仰望,卻總不達標。

 

任劍輝穿女裝

也許,我們該回過頭來認識戲曲文化,再作反思。

演員學藝,需要由唱、唸、做、表,即唱曲、唸白、做功、表達四個導向重新學習適用於戲台表演的程式和習慣。意即,不論演員本來是女是男,若為旦,便 要學習裝旦色,作旦行的做表。這不是凡是女性都做得到,做得像,不過,由於部份學生自少已接受為女的言行訓練,心態上不會,甚至不敢對被安排的性別進行質 疑,故此較少懷疑自己能否勝任為「女」,然而,她們也絕非一學便會,而是需要經年累月的操練,讓身體適應合用於戲曲世界的女性表現。

有趣地,由於「反串」經常被應用於男易女裝或女易男裝的表演,漸漸出現「性別反串」一語。例如:李祥林:〈舞臺上的性別反串藝術〉(2009)是以 「乾旦」為討論點。此語的出現,一方面指出了性別的可表演性與可模塑性,另一方面也表現了性別的展現並非自然而然,而是需要個體適當地運用相應符號,持之 以恆地實踐方能無斧鑿痕跡。

與其他表演藝術相較,粵劇沿襲戲曲行當藝術的傳統,讓演員另有空間發揮所長,作被界定為跨性別的表演。過程中,演員需要學習和操練相關行當的符號, 迎合戲台上的女男性別定型,與此同時,戲曲程式又把定型化為戲耍,強烈地表現了性別分野的表演性。尤其是,演員在演出之前,穿上白白的水衣,換上常用的彩 褲,再帶上網子包裹頭髮,復在面上塗上油彩,穿上戲裝,這個規矩,仿如儀式般,記錄演員由學藝至演出不斷都需要重新學習一套身份設置的方法。雖然專工那個 行當並不一定由演員選擇,可是在編配過程中,師傅輩會因應學生的氣質、聲音、優缺點來作決定,不會限定「男」的演男性戲劇角色,「女」的演女性戲劇角色。 無奈地,由於政治、文化、審美習慣等原因,乾旦在香港與內地均屢受排斥,坤生雖能倖存,可是演員那個所謂「本身」、「天生」、「原來」、「生理」的性別還 是如形隨影地,不容分辯地緊隨,以確保性別分類的關防。

時人視粵劇演員女演男或男演女「反串」演出,既讓跨性別有展現的空間,與此同時,在歡呼聲中也讓性別定型得以重置,而且不忘提醒演員,若非藝高者, 不要輕舉妄動,否則只會被評為有「雌音」(《戲迷情人──任劍輝》中以任氏無「雌音」為讚揚),有女兒態而被見笑,從而再次確立自然性別想象。

第53期文章選讀:五四運動的婦女解放往哪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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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的婦女解放往哪裡去了?

文:韋雲

曾幾何時,婦女解放是五四運動的一個中心思想。那時,全國各地大批婦女支持這場愛 國運動及參與推動新文化運動。可是,今天回望五四90周年, 婦女問題卻在有關五四的論述中消失,只剩下有關民主科學的訴求。本文期望重新發掘五四運動中的婦女聲音,並追尋其在日後宏大國族敘事及國家發展中逐漸消失的歷史痕跡。

中國婦女運動的歷史軌跡

19世紀末,婦女解放理論漸影響全世界,當時中國 社會正遭到西方列強的壓迫,激起了對西方現代化國家的美好想像。戊戌變法中,維新人士提出浪費女子 力量是中國積弱的原因之一,故要讓女子受教育,廢除纏足,興辦女學。在1901─1911年間創辦的近30種婦女報刊,控訴封建制度對婦女的迫害,探討婦 女解放與國家興亡的關係。

至辛亥革命,婦女已不滿足於只做賢妻良母,被號召投身民族、民主革命鬥爭中,並以此為自身解放的基礎。當時已有 女子軍事團、女子参政同盟會等組織成 立。陳天華的《警世鐘》表示「中國人四萬萬,婦女居了一半,亡國的慘禍,女子和男子一樣,一齊都要受的。那就國的責任,也應和男子一樣,一定要擔任的。」 當時的秋瑾, 除投身推翻滿清的革命, 同時倡導男女平等, 創辦女報、女學及女子體育會。中國同盟會的唐群英, 亦於1912年組織遊行集會及衝擊議會, 爭取在憲法中確立男女平等。積極參加革命的女性,都希望推翻清政府, 爭取女權, 成立女子參政會。然而, 當婦女欲通過國家主義進入政治領域, 卻受到打擊。革命後, 國民黨為了協調各方勢力, 拒絕支持1912臨時憲法中的婦女投票權, 令當時女革命黨人深感被出賣, 女權竟成為男性勢力交涉的籌碼。

國民黨婦女運動講習所成員(1926年)

五四中的婦女抗爭及文化運動

隨 著工業的發展和女子教育的普及,中國城市的女學生及女工的人數激增,女性的力量逐漸强大。五四時期,婦女熱烈參與反帝反封建及爭取博愛平等自由的 民主運動。在全國各地的示威運動中,大批婦女高舉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旗幟,與年輕男性一同聯群結隊到處喚醒民眾,使五四運動如燎原之火,蔓延全國。

婦女自己的學校(中華女子學院)。

同時, 婦女要求與男性受同等的教育的權利,向各大學一再呈文請求,廣泛展開「大學開女禁」運動。在1918年至1919年間, 私立嶺南大學、南京高等師范、北京大學等校都陸續招收女生,實行男女同校。至1920年,各大學及專門學校都已開放女禁。從此,女子求學的機會大增, 女子入學人數亦一日千里。女子學校使年輕女性擺脫家庭的控制, 與其他女性一起感染新思潮, 成為五四運動中的婦女力量。當時許多女學生在參加五四示威遊行和抵制日貨以外,也開始反抗支持傳統婦德價值的學校, 有些女生剪短髮表明擺脫傳統, 一些則動員學生會廢除修身課(註1)。

婦女亦要求「社交公開」與「婚姻自決」。當時到處上演《娜拉》的出走故事,宣傳活動都高叫著「不做玩 物」、「要人格」、「要自由」的呼聲。大家認為 封建的舊家庭,正是婦女解放的障礙之一。許多婦女以行動反抗封建家庭及拒絕買賣式的舊婚姻。男女同校亦正好打破了男女交往的社會壁壘,這時陸續出現自由擇偶婚

1946年「三八」節,上海婦女聯誼會組織婦女大遊行。

姻和合意同居, 熾熱的性革命對城市造成衝擊,亦帶來公眾對生育控制、妓女及性病等議題的關注。婦女們更進一步走上組織的道路, 聯合各地組成婦女聯合會,令本來各不相干的婦女們,為著共同的利益而奮鬥。

五四時期, 幾乎所有自認是進步男性學者都有文章談論婦女解放,似乎「解放婦女」是自己義不容辭的職責。這些有影響力的學者文人, 大多把解放婦女與民族自強聯系在一起, 從宏大的民族敘事去認識婦女問題。 其中李大釗最多著作, 持續介紹歐洲女權運動的成果,亦專論婦女解放和中國社會民主的關係, 他提出「只有實現婦女解放, 真正的民主才能實現, 沒有婦女解放的民主, 絕不是真正的民主。」陳獨秀的《新青年》雜誌, 這份影響當代年青人的刊物, 亦提出了婦女解放的口號,認為婦女解放與政治、經濟、宗教的解放同等重要。

在「男性」的民族解放運動中掙扎

男性把女性視為實現國家的工具, 女性亦把國家主義視為實現爭取平等目標的工具。此後, 五四的婦女運動仍繼續產生影響。1921年便有婦女參政運動, 婦女組織參政同盟會,要求與男子享有同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廣東及北京的婦女都為爭取在憲法上加上男女平等的條文而進行了遊行抗爭,得到各地響應,聲勢 浩大。國民黨終於在1924年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中確立「於法律上、教育上、社會上確認男女平等的原則」的規定。

另方面, 共產黨的男性領導人亦開始積極考慮女性入黨問題。 1921年共產黨的57個黨員中,僅有2位女性, 至1925年, 已成功招募近100名婦女入黨。當時的婦女也認為中國共產黨是反抗包辦婚姻和創造新性別角色的支持者, 願意加入組織早期的傑出女性共產黨員,例如向警予、 楊之華等都是極力拒絕傳統婚姻家庭的束縛, 亦先後與多位男性共產黨員自由戀愛。

可 是, 共產黨人雖然以激進的性別改革挑戰傳統父權, 卻在自己的革命組織內複製傳統性別制度, 即使婦女開始加入共產黨,男性仍掌握最高權力及壟斷話語權。例如向警予雖然領導婦女部, 努力推動黨內婦女參與及提升地位, 可是 婦女在婦女部之外擔任職務是十分困難。高君曼創辦的婦女雜誌及上海平民女子學校,卻是由男黨員擔任雜誌編輯及女校校長。不管這些女黨員的貢獻如何, 她們甚少獲得黨內的獨立地位, 她們大都是透過與黨政府的高層領導人的婚姻關係而獲得參與政治的非正式權力。

男性關於婦女解放的宣言, 不必然轉變為更平等的性別關係, 男性與女性共同攜手打倒壓制他們的父權, 卻沒反省到自己的男權本質。婦女的傳統角色仍深深影響女性共產黨人的政治身份,她們的職責傾向延續女性作為照顧者的角色, 例如擔任會議的後勤, 管理中央委員會的日常事務。她們期望社會主義國家通過建立托兒所和食堂來減輕她們的職責, 而非要求丈夫重新分配家務責任。為了全時間參政,為了成為重要領導人, 婦女的選擇相當有限, 向警予和楊之華要把孩子送給親戚撫養, 鄧穎超和劉清揚則不要孩子。

婦女解放的主流化及邊緣化

1949年9月,參加第一屆全國政協的部分女代表。

毛澤東自豪地說「男女都一樣, 男同志能辦到的, 女同志也能辦到。」新中國成立後,以國家力量推行男女平等, 並以男性為標準推行婦女政策。 1949年9月27日的《共同綱領》,確立了男女平等的原則,規定「中國人民共和國廢除束縛婦女的封建制度。婦女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社會生活各方 面,均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力。」中國全國婦女聯合會(婦聯)亦於同年成立,並在地方建立各級組織, 成為一個主流化的國家中央機制, 全面代表和維護婦女權益, 促進國家的男女平等。

婦女解放是近百中國現代化歷史的重要內容,但她不同於歐美女性主義一開始便衝擊現代民族國家制度內的父權、男權結構, 中國的女權運動卻與民族國家的確立有著複雜的糾纏。共產政權承接五四新文化運動所開啟的歷史,充分動員和組織婦女勞動力, 並以此實現戰後重建及開啟中國全面工業化進程。在國家體制包辦一切,五四婦運意識失蹤,民間組織及異見消聲匿跡,在國家宣傳的婦女半邊天美好景象下,中國 婦女於共產政權的帶領下「完成」了在政治、經濟、 法律層面的「全面解放」, 似乎已達到國家所謂的「男女平等」。

新文化女權運動所反對 的男尊女卑及爭取性解放等挑戰社會性別等級關係的議題,在後來的國家民族主義話語及有關運動中被邊緣化。自1978年中國推行 經濟的改革開放, 婦女權益卻正在持續地萎縮, 所謂現代化,不過是資本主義文化及男權秩序的重建, 中國婦女解放的道路, 又再面臨重大的挑戰。

註1:修身課是教導女學生怎樣作女性打扮和舉止的課堂。

參考資料:

1.      柯臨清(2007) 〈共產黨早期組織中的性別和性別政治〉,游鑑明、羅梅君、史明編《共和時代的中國婦女》,左岸出版社,頁87-128

2.      李小江(2006)〈為中國婦女解放鳴鑼開道〉《女人讀書─女性/性別研究代表專讀》,江蘇人民出版社,頁128-142

3.      戴錦華(2006) 〈「女人」的故事─一段劇變的歷史〉《性別中國》,麥田出版社,頁27-56

第53期文章選讀:生癌都係自己嘅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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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癌都係自己嘅錯?﹗-- 一味靠嚇嘅關注子宮頸癌宣傳短片

文:區美寶
《子宮切除篇》
鏡頭中見婦人躺臥病床上一邊哭泣,一邊畫外音說︰「因為子宮頸癌,我要切除子宮,最痛苦嘅係,我已經冇左完整嘅感覺。」

《不孕篇》
鏡頭中一對男女坐在梳化上,婦女傷心哭泣,一邊畫外音說︰「因為子宮頸癌,我保唔住個BB,更加保唔住個子宮。」

近年,子宮頸癌得到醫護界及大藥廠大力進行公眾教育,使社會較積極及公開地認識這「婦女病」,以上兩段獨白也是由兩段關注子宮頸癌宣傳短片筆錄下來的。

以上兩段短片均在電視播放過,推出這兩段短片的機構–關注子宮頸癌聯盟,非常懂得利用互聯網,連同其他幾段宣傳關注子宮頸癌短片都上載至 youtube,確實是非常有效的宣傳方法。可是,以上兩段短片所表達的訊息卻帶來了負面效果。首先,它使患上子宮頸癌的女性負上千斤壓力。任何病患者進 行了手術後產生某一種心理狀態,例如覺得身體不完整,又或身體未能進行某種功能,都可能會產生憂鬱情緒,其實這表示病者還未復元,心理健康仍受患病所困 擾,還需要家人﹑朋友及社會的支持作心理治療。由積極角度出發,短片應勸慰大眾,即使患上子宮頸癌如果及早發現,加以治療,仍然可以擁有健康快樂的人生; 又或邀請康復者現身說法,從而鼓勵大家注意預防。很可惜以上的兩段短片並沒有採取鼓勵態度,表達訊息卻即近恫嚇,效果恐怕只會適得其反。

上述已經提到,病者若要完全康復,社會接納是很重要的。自1997年政府頒布的殘疾歧視條例,便是為了針對消除對殘疾人士的歧視而設立。所以,既然 子宮頸癌短片的原意是希望市民注意健康,表達手法及內容應對子宮頸癌患者的感受具有敏感度,亦應注意短片內容會否包括了一些做成性別、種族及年齡不平等的 訊息。否則,本來以良好意願出發的製作,卻變成了歧視行為。

另外,筆者每次聽到這兩段獨白,都會認為這兩段短片會產生強化性別定型的效果。例如切除了子宮便會「冇左完整嘅感覺」;另,患上子宮頸癌的人因此而 不育,並非感嘆不幸,卻要自責「保唔住個子宮」。我們從性別觀點分析,短片的訊息是婦女自己若不及早預防,將會承受一生自責的痛苦。這種失去子宮的自責是 主流社會對定型化女性所產生的意識,因為傳統上女性的角色只是生育,如果不能生育便沒有價值。這種意識限制了女性對是否生育的選擇,而且防礙了女性參與社 會,亦防礙了社會的全面發展。

作為推出這兩段短片的單位,關注子宮頸癌聯盟有責任改善短片的內容,避免做成歧視,使其更能達到鼓勵市民關注身心健康的目的。

另外,短片對好些醫學組織、關注癌症病人組織、鼓勵婦女作抹片檢查及預防疫苗注射作宣傳。至於預防疫苗注射的宣傳,更是排山倒海。在英美等國家的婦 女團體亦曾經討論過是否應作全面預防疫苗注射,但因為疫苗推出時日尚早,還未能夠証明它的成效及穩定性,因此即使已知道可以接踵來防止子宮頸癌,我們也未 敢輕率建議香港政府提供接踵。

就著預防的問題,我們建議每位30歲以上的女性進行定期抹片檢查是一個有控制HPV病發的方法。我們得悉台灣也進行了全民免費抹片檢查,可惜香港在 這方面卻仍然落後於人。所以我們建議政府將全民免費抹片檢查納入醫療政策,如同我們及不少婦女團體一直倡議政府提供免費乳癌檢查一樣,使全港婦女均能受益 於一些安全而穩定性強的預防婦女癌病措施。

第53期文章選讀:穿梭於城鄉之間的貴州苗族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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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梭於城鄉之間的貴州苗族婦女

文:黎佩炎

我的研究是關於貴州少數民族女性外出打工對當地的意義。選擇苗族的一個社區作研究純粹是因緣際會,因一些朋友已在當地做了一些助學及支援社區的工 作,在二千年我首次有機會跟他們去貴州西部大方縣的一個農村作考察。那次旅程給我的感覺既新鮮又特別。那是一個四月的春天,從刻板的辦公室請了一個星期的 大假到一個從未到過的省份,沿途是一大片、一大片的金黃色的油菜籽花田,遠處是綠油油的小山丘作背景,這是一個還沒過度發展,未被過分污染的地方。但深山 裏貧窮的景象卻又很讓人握腕。之後,我再去貴州時,就是去了我的研究地點─黔東南裏的一個苗鄉。那裏的生活條件比黔西較好,沒有缺水的煩惱,是貴州罕有不 受咯思特地形影響的地方。咯思特(karst)地形就是一水蝕石灰岩地形(最極端的例子就是桂林的山景),石灰岩並不能吸收水份因而造成土地貧瘠的地質。 因爲得天獨厚,黔東南的苗族有更歡快更強的個性。因爲在山裏與世隔絕,所以保留了很多古樸而又多姿多彩的傳統,有一種獨特的和周遭環境渾然天成的魅力。

這種獨特性和文化,既和他們地處邊陲,亦與他們住在深山,一個村和另一個村之間可以隔好幾重山的距離有關,因此每一個村皆可以決定自己的一些做法, 例如每一年的苗年都是村裏面自己按自家完成收割的日子所訂定的。年青人可以「串村字」,過完一個村的苗新年,可在再去另一個村過苗年。村和村之間既遠且 近。苗人歷史上既和中原遠隔,不大受傳統禮教所影響,對年青人談情說愛秉持一種較寬容的態度,會給與一定的自由與空間。傳統的苗寨都有一塊空地叫「遊方 坪」。 「遊方」的意思是類似我們說的約會。遊方坪就是供年青人談情的地方,但傳統的遊方在遊方坪裏不是甜言蜜語,而是要男女對歌。這就考驗年輕人的急才與機智。 現在遊方坪沒有了,反而年青人仍會聯群結隊的在農閒和過苗年時節的晚飯後,在依山而建的苗寨裏,走在陡峭的只可供一個人過的高高低低的山徑上,人手一個電筒到不同的苗屋外吹口哨示意內裏的苗家姑娘出來。從沒有路燈、沒有電話、沒有電視的苗村子走上山坡,在最簡樸、最恒古的月色和星光下游方。

 

是的,我得承認我是在浪漫化苗人的生活,但在文化上我卻確實覺得,他們有很多很獨特的地方,是比中國傳統寬鬆,又和西方文化很不一樣。這種對異色的吸引,可能帶有偷窺的味道。但另一方面,我仍在調校著自己應該怎樣去理解一個不同的民族,而這民族基本上已和我同屬一個國家。我有時候會想像若我是一個藍眼睛白皮膚的人,當我面對一個中國人時,我是否也會有一些我面對這些苗族朋友時的的一些想法,有時我也會對自己及白人開始感到很懷疑,因爲我們確是很容易 持著自己的強勢,而向別人指手劃腳,自己高高在上的跟別人在一起。

作爲一個外人,還是一個主流的,沒有很厚重中國文化歷史根基的香港人,我想我難免是有一點透過他們來瞭解中國歷史的傾向,而某程度上這種視角讓我覺 得很多主流理解中國的觀點,一放到他們的實際情況及他們的歷史脈絡裏,就會顯得到很不一樣。另一方面,我想在我漢人身份及他們少數民族身份差異上,我仍沒 有很深刻的反思,這亦是我在論文口試時,校外評審導師(external examiner)給我的一記當頭捧喝。或者某程度上我得承認相對於西方文化,我是習慣了以一種弱勢的他者身份定位自己,當自己成爲了強勢的一方時,我覺 得自己還未有很好的反思和處理當中的不對等。

我想因直覺其中的複雜性,在我的論文中我是刻意迴避去處理這一點,所以我比較集中討論社會經濟層面上的東西,至於文化、民族上,我在論文中是比較傾向較爲籠統的把苗族作爲一個經濟上被邊緣化的群體來理解。

至於有關我的研究,當然困擾著這些少數民族朋友的其中一個重要枷鎖就是他們物質的貧乏。尤其在貴州西部的山區裏那種赤裸裸的貧窮是隨處可見,讓人心 酸的。而在黔東南較好的自然條件下所孕育出來的絢麗文化亦在接觸外人的目光時,缺乏應有的自信。某程度上這些少數民族農村朋友外出打工讓他們不用因爲交通 閉塞而受困于深山之內,窒礙了自身文化的發展 ,其實也算是一個自然的過程,亦不算是不好。但另一方面我的研究亦發現,因爲少數民族已婚婦女之前一般沒有接受過很多教育,這一輩二十多三十嵗的大多是一 定要跟丈夫一起才外出打工。這種現象所造成的留守兒童及留守老人問題就顯得更加尖銳。另一方面,我所研究的社區裏的打工者,很多只能從事最苦的工作,例 如,建路,建房,鍋爐工(即在磚場或鐵廠工作)或者輕工業,目的地不一定能夠集結成群,所以更加讓他們有時候顯得流離失所,比一般在成衣工廠打工的情況, 有時候更加坎坷。這種要在目的地社會謀生的方式,完全缺乏保障及依靠。加上他們語言的隔膜,令他們的打工生涯更苦,並和目的地社會格格不入。

最後一點補充。最近看了臺灣有苗族血統的學者石之瑜的有關中國和全球化下的民族主義的探討很受到啓發。石是站在一個很批判的角度談這個問題,很自覺 西方社會科學傳統對非西方國家抽空的社會科學研究所造成的嚴重的高層次的影響。他結合了後現代理論、後殖民理論、婦女主義、國際關係理論、來對中國(包括 貧窮的西南少數民族地帶)和兩岸三地的發展作出他獨到的見解。我還在看他豐碩的一系列的著作,但他其中的一個觀點讓我深思,就是民族主義在這個全球化得爛 透的世界裏,可以是一種歸屬,而不一定是一種非理性的現象。但前題是我們得很清楚認識很多西方價值和概念與中國文化與概念的不接軌。我覺得這不全是一種簡 陋的中國國情論或文化相對主義論。放在一個有多個民族,有悠久歷史而又曾被侵略殖民的國家,民族主義的意思是不是一定是愛國主義?多元的民族主義可以是怎樣?又會不會是可行的?這裏面有很多值得深思的地方。

第52期文章選讀:革命小否想--《革命.女》影後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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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小否想--《革命.女》影後思索

文:座頭鯨

「我追問江導演可有多些『革命事件』提供,心想革命的事業一定峰迴路 轉,矚目驚心。但最後都不得要領,也只好硬著頭皮去畫。今天首影,我是頭一次觀看這電影。影片播放後台下有很多意見。有年紀較輕的影友提到,影片跟她缺乏 了『感情上的連繫』,即係『Feel 唔到』。我當下心想,江導演沒欺騙我,電影裡頭真的沒有我心目中的革命事件,我對它是不知怎反應。」
--阿高,〈需要備課的觀影經驗〉,2009年3月11日

革 命總是令人緊張興奮又提心吊膽。它含義豐富、複雜、充滿張力,給予人改變社會的期許,包含勇於開創--同時往往意味失敗--的先鋒性和實驗性。革命,首先 就要革新自己的生命。如果說得太輕省,似乎失諸自我要求的力度,如果說得太沉重,又容易顯得留戀革命者的神聖光環,有礙擴大運動基礎。革命,從來都不好 說。

作為運動份子紀錄片系列的第三部作品,江瓊珠今次選取了長年活躍於婦運和工運的陳寶瑩為紀錄對象,而且選取了一道意味深長又富挑選性的 題目:《革命.女》。寶瑩三十年來的社會運動經驗,絕對足夠支撐一個豐腴的革命女性形象,提供多少耐人尋味的故事。然而,在江瓊珠44分鐘的短片裡,卻沒 有出現預期的敘事和形象,甚至扯散了我們對革命的習慣想像。

短片由寶瑩六節生活片段組成,分別是「政府總部抗議」、「清潔工去旅行」、「天 星」、「撐扎鐵佬」、「反小圈子選舉」、「區議會選舉」,均為近三年的事件。值得留意的是,短片的鋪排沒有依循順時序的線性敘述,而且在影片的始末和六節 片段之間,均以嘹亮的國際歌為引子或總結。影片以慷慨激昂的國際歌作為主旋律,統攝了不同事件,「這是最後的鬥爭」或「internationale,就 一定要實現」的革命意志,一直推動著短片的敘事。然而,在六節片段之中,卻沒有與這種革命意志相應的緊湊的衝突情節和突出的人物描寫。恰恰相反,在影後分 享中,不少觀眾都認為紀錄片零碎、紀錄對象在鏡頭面前忽遠忽近、欠缺焦點、未能突出主角的獨特性、沒有塑造出人物的血肉……這些意見都有道理,但我們還要 追問的是,由緊張的敘事結構與鬆散的敘事密度所組成的外張內弛的格局,究竟與主題有甚麼呼應關係?

如果再進一步探究,這種敘事手法或許可以 被理解為某種對革命想像的回應。與革命主題的傳統表現形式不同,江瓊珠較用心經營的,是寶瑩從旁參與的姿態,以及在運動中的挫折和妥協。現身在鏡頭面前的 寶瑩,沒有表現出觀眾預期的激情和憤慨,甚至不曾站在領導位置,大多時間行行企企食飯幾味。在公映後的討論會上,論者周思中指,片中的寶瑩有一種「漂泊」 的感覺。筆者不揣冒昧,嘗試補充,紀錄片表述了一種不在其位(out of place)的狀態。從革馬盟被排擠的命運到07年區議會的300票,從走前主流十步的革馬盟到走前主流三步的社民連,導演念茲在茲地渴望說明的,是現實 中寶瑩的位置與理想中的革命的距離,而此正與上段所述的敘事手法相應--在國際歌強調鬥爭和決勝的氣氛底下,是種種凝滯、猶豫、失落的情緒。

「說的時候雖然理直氣壯,但在被趕的時候,被孤立的一剎那,任何人的感覺,都一定會不舒服的。」回到革命的主題,江瓊珠似乎志不在表述宏大而壯烈的情懷,而是 希望透過很容易被埋藏在底下的掙扎和不舒適,曲折地表現寶瑩長期投身運動的驅動力--那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只是,崇高的理念未免太難令人靠近,無論 是儒家的盡人事聽天命,抑或是西西弗斯的存在主義式閱讀,都不是容易叫人承當的。相比起來,我還是比較喜歡寶瑩的另一面,帶點幽默又能自我排解的樂觀: 「鬼唔想有別墅,咁而家有間茅屋,咪暫時住下先,希望遲下可以變木屋囉。」做得幾多,咪做幾多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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