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專員參政—-黃碧雲的區議會選舉故事         

殷翠

 環顧香港政壇女性議員不是「稀奇人種」,但若論人數,以立法會為例,由2000年開始,女性議員的數目是11個、2004年是12個、最新一屆都是11個女性議員,但不要忘記今屆共有70個議席,換言之,女性議員的數目比例是不升反跌,其中泛民更是少了公民黨吳靄儀、余若薇和陳淑莊三名女將。

相比公民黨,民主黨算是有所「增長」,婦進會員黃碧雲在2012年的立法會選舉代表民主黨在九龍西選區取得一席。

 2011年底《女流》訪問了黃碧雲,那時她初試啼聲,首次參選區議會,敗於被外界喚作「西環契女」的梁美芬,那次區議會選舉的經驗,讓她更了解自己的政治定位,成為她在2012年參選立法會的借鏡。

 這一切得從她在區議員選舉的形象工程說起……

 黃碧雲是大學講師,很自然地大家會以為她以「很正經的形象」出現,以她在區議會選舉中,選用了「貓女」為形象,原因?她說和當時萬聖節氣氛,另外更主要的要造成「貓捉老鼠」的形象(黃的對手梁美芬被傳媒喚作「鼠王芬」)。

 結果,這個形象不吸引了傳媒,令更多人關心選舉,也吸引了小孩和街坊的注意黃碧雲很清楚記得在一星期共派了12,000個「貓女」選舉宣傳面具可是決定起用這形象的背後,有著很大的扎和討論。

 這也要從性別角度說起……

 「有人認為這是不應該用的,因為我一直是以理性學者的姿態出現,亦有師奶認為扮貓捉老鼠好惡,貓女形象太masculine,好似好狠,加上當時還有醫生(歐陽英傑,同區參選人),反而認為我們是老鼠,她們想要乖些、斯斯文文的議員,因此出現了形象上的不配合,我們把貓鏡放在心口上,有人不知我們是甚麼人!也有義工反映我們著綠色衫更能反映我們(民主黨),現在換上了新形象,反而有人會以為我們是黃毓民!」黃碧雲回憶道。

 社會對女性政治人物的想像

 總結這次選戰,她分析由學者形象變成「貓女」是要兩者調和的,因為「貓女」和和理性專業形象有衝突,甚至令選民感到混亂,由於這次突破令她的選戰定位增加難度,因此她決定下次選(即立法會選舉)不會這樣「大膽」,因為風險不少。

 構成風險的原因,正是性別政治的一個關鍵:社會對女性政治人物的想象。「尤其佢(選民)想小朋友乖 、想小朋友聽話,另外一些區也認為扮「貓女」是太,是masculinity的問題,我是女候選人,但我的姿態不是一個弱者,不是柔弱、不是feminine,但根據傳統性別角色,你是一個女性候選人,你是不是應該化粧?著裙來顯出母親的形象?斯斯文文,即使是成功女性也要讓人認為是女人味很重的人但偏偏我不是一個女人味很重的人,就算我有,也不是在選戰做出來,因為我是在挑戰一個現任議員,我不可能以一個柔弱的姿態去挑戰。」她說。

 為了要挑戰同屬女性的對手,她特別強調自己的性別扮演。「所以當對手到(投票日)晚上十時的時候在哭的時候,我也不可能哭,因為我要拿她的議席,收復失地(該選區前任議員屬民主黨)所以不可能以弱者姿態出現,我可以好男性化,也可以女性化,但在這個區,我本來用軟性的手法,但後來一扮貓女便衝走晒,因為到最後來大家記得貓女。」

她同意作這種性別角色扮演,是因為她和對手同樣有高等教育背景、年齡相若、宗教背景都一樣。「其實control所有因素,最後是政治決擇,我們想知道這個區的政治態度是如何。」她說。

 選戰需要性別策略和議題

 黃碧雲認為梁美芬本身是一個好男性化的人,但因為梁美芬這回是被挑戰,所以選擇以受害者的姿態出現。「眼淚的作用是男女都受,都會同情。」她說。

 選舉最重要是群眾的支持,而得到「師奶」的支持更重要。她說:「師奶的Base真是好重要,所以()用搏同情的心態,當然是一方面扮弱者,但另一方面有國家機器協助。」

 「(即使)打老鼠,我不可以穿高跟鞋來打老鼠。為何不以?我去捉鼠王,我如何能放軟手腳,我要更勁!」她為自己的「男性化」選舉形象這樣解說。「女性形象、男性形象,我究竟幾時用,該如何用?當中如何轉變,在整個選舉工程都是有扎的現在完了,有人認為好玩,包括其他區,傳媒又放大,成為全港關心焦點選區,好多都是gender strategy,人民力量都來追殺我,但不可能梁美芬哭,我又哭我又唔可以哭!

所以黃碧雲的最後決定是隨心所欲做回自己「因為過程出到好似很女性化或是很男性化的事,但還是沒有結論。我可以好男性化,但出不到;事後有人建議不要時時都說政府不好,要有些女性元素,例如不要不是去出鏡便是去片人,但我說的題目都是關於種票、替補機制和選舉機制!」她道出自己的性別策略扎。

 雖然因著自身的經驗而對性別角度特別敏感,黃碧雲卻沒有在區選時特別打女性議題,「因為這個區除了外傭居港權外並不是gender issue,多是交通,不是太gender specific,不是很清楚有婦女議題,我有說照顧者議題,但不明顯,反而外傭居權案的爭議很明顯,民主黨在這方尷尬,對手在區內做簽名運動,而我們比較低調,因為看法較為複雜,我們不想挑起仇視情緒。」

女性參政的困難

 要總結這次的經驗,她認為「兩個女博士大戰好得意」,再者她是民主黨的性別平等專員,支持婦女參政,所以她自己要去出選,現在更明白多些婦女參政的困難,特別是如果有一份正職便十分困身。

 「每次開檔,我又不夠高起壇,又要把這些東西推上斜路,這些是體力勞動,你可以想像對於一個女性來說,若黨的支援不到位是很難的,擔擔抬抬我都要做。錢、體力、時間、地方,這些都好真實,家庭主婦是用中間的時間,但要有議員辦事處,難道把東西放在家?如果屋企有好多家頭細務要做,要老公去支持,又要看是否有工人?如果要幫忙湊細路,5點起身,7點要到區,如何做?」她說。

 回想當時的選舉工程,要求很高。「早上要人返工,我應該是瞓覺,但要做迎送生涯,晚上又要和街坊開會,所以每日的時間好長,而且我又要返工,我沒有時間陪屋企人,weekend見不到父母,如果有子女便好大問題,我哥哥可以幫忙照顧家人,我先生教書,但在後期都要幫手派單張。」

 她知道接觸選民的方法,便是選民要見到侯選人才會願意投票,但她落區不夠一年,所以到最後有1500票,在她而言算不錯。

 區議員選舉的性別政治場地

 「洗公園、洗街市,整個選舉政治是若你搞唔掂街市檔口,你不用選,人哋唔認識你,會比你掛宣傳我常常去街市,但從來不搞選舉,星期六是我會行街市。這些經驗幾得意,真係好gender;尤其是區議會,街市那裡是選舉舞台,如果攤販不支持好難,放學門口家長都是師奶,所以要等放學去和她們傾計。」她說。

 「地區師奶幫手好重要,師奶就是人返工,她們還在區,早上7點至9點好多人在晨運,而公園是一個好性別政治的場地,9成晨運客是不同年齡的師奶,近9成是女的,而且一圈圈,這些都是建制派埋身拿票的場域,我第一次去,沒有人帶是很戇居的。一年前我開始去的時候,後來發現要當地的地師奶協助,後來有民主黨的黃師奶幫忙,師奶大家溝通易好多。」她說。

 她發現不同的師奶晨運圈是支持建制派的,有很多不同的團體,「有些是宗教團體,但好多都巳經被建制派攏絡,因為我輸了一屆,在區裡主要做事的是師奶,有些去了支持人民力量,民主黨沒有了師奶班底,有些在背後拉,我的提名人是區裡的師奶和家長,助選團只有幾個,但我的親戚師奶好多,奶奶、嫂子和她們的姐姐,所有親戚都要出動幫忙。」

 除了地區層面政治令她知道性別政治的影響力,黨內的也值得一。「20103月,民主黨女將少,是弱勢,本來張文光做性別專員,後認為可以做,便開始慢慢做,我們派了19個女性出去選,但好多新人都選不到,現在只有67個當選,這比較麻煩,希望可以多兩個,我自己都要考慮,但沒有資源便沒有得選。」

 她分析專業人士女性選舉的代價很大。「我請了40日假,沒有這些假期是很難參選的,香港環境不鼓勵人去參政,代價太多,要放棄專業,時間可以有另外的用法,所以從政不吸引,要很有理想、很有心,變成一個inward looking的事。而且glass ceiling於現在政治開放太慢,人人都想上位,變咗區議員要再上一層,於內在都好多競爭,如果一個女性不習慣很aggressive,否則便不能夠出線的。黨內黨外都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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