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歧視的背後

文: 關偉基

我是男士,較少關心婦女問題,一天經過灣仔藍屋,那裏有一個漂書站(供人把看過的書放在那裏,以便需要者可以帶回家),見有一本舊「女流」雜誌,看了目錄,頗感興趣,乃帶回家閱讀。

雖然我較少關心婦女問題,卻不是對婦女問題莫不關心。今天閱讀了「女流」,讓我回憶過往的片斷,對性別岐視問題有一些感想,逐記下來。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曾在一基督教扶貧機構做事,那機構當時很小型,只有職員兩人,一個是我,另一位是女文員。創辦人是一對夫婦,丈夫是英資銀行的法律顧問,而妻子則在機構內當義工。她雖然是義工,卻儼如機構的總幹事。

「義務總幹事」說自己不是婦解分子,但卻常發言說香港男女太不平等,又說家務與照顧孩童的擔子,不應由婦女獨自承擔,應由丈夫與妻子分擔。我非常同意她的言論。

一天,早上起來,發覺大女兒(當時六歲)發燒,因太太需八時正上班,而我九時才需上班,故決定由我帶女兒看醫生。當時手提電話尚未流行,而我亦沒有手提電話。我惟有帶女兒看一名八時卅分開診的醫生,並帶同菲傭前往,以便看完醫生後,菲傭帶女兒回家,我則立即上班去。

我刻意提早十分鍾到達診所,以便可以第一個受診。看過醫生後,立即登上停在診所門口的墜道巴士,回到機構辦公室,已是九時半了,驟眼看見義務總幹事站在門口,原來女文員還未回來,而總幹事忘記帶鎖匙,她滿面怒氣的站在那裏!

我向總幹事解釋了遲到的原因,於九時四十五分,女文員也回來了,原來當天早上,她六歲的兒子也病了,她也是帶兒子看醫生後才上班。

這時,總幹事來到我的面前,對我說:「你是男士,當以事業為重」。言下之意是:我不應該帶女兒看醫生,應交由我太太負責,我則可以準時上班了。這話卻出自一位提倡男女平等的婦女口中,令我驚訝!

這事令我反思:今天,婦女受著很多的壓力(例如又要上班,又要理所當然地負起大部份做家務和教養兒女的責任),可能不是因為她是婦女,而是因為她的家庭是屬於中下階層;這可能不是性別岐視的問題,而是階級壓逼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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