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調自發的行動者──陳巧文的故事

文:鬥牛勇士

初次認識陳巧文,是在2008年的暮春。那時奧運的所謂「聖火」快要傳到香港,陳在網上呼籲關心的人到港大開會商談示威事宜。我與幾位朋友對當時民族情緒完全掩蓋國內的人權和民生議題十分不滿,也有意做點甚麼,便來探探情況。記得那晚來到港大黃克競平台的時候,只見陳與幾位外國友人在國殤之柱旁被記者圍住,後來數位內地生扯了一張紅色五星旗,遮在陳等人的雪山獅子旗前面,不斷大吼「one china」。看到陳與某內地生在外國記者面前不斷以英語爭辯,實在有點不忍卒睹。為了嘗試解圍或者轉移視線,我與朋友商議過後,便隨手寫了些標語,然後爬上國殤之柱大喊「平反六四」……最後那晚都沒有談到甚麼,響應陳網上呼籲的,除了一堆外籍朋友,幾乎只有我們幾位。時間不足,加上語言不通,關心的議題也不同,談不了一會便散了。後來的故事相信大家已在主流媒體知道,陳及她的友人在彌敦道被警方以「保護」之名強行拉走。當然,她的故事還有很長。

「坐牢的代價真是太低」

以數人之力面對在彌敦道數以萬計的紅衣軍(當然,最直接的阻攔還是來自警察),真可說是名副其實的「雖千萬人吾往矣」。如果當時的她可被形容為不畏虎的初生之犢,兩年後再問我「那晚那個人是不是你」的她,已被抗爭的重壓和星火錘鍊成一頭蠻牛。今年3月13日,西藏人民抗暴51周年剛過去,三一四事件2周年將到來,陳打算一如去年在中聯辦門外舉行燭光晚會,警方卻架起鐵馬如臨大敵,以數倍於示威者的警力,拒絕讓示威者接近中聯辦大門。陳和幾位朋友堅持要在大門繫上示威物品,數番糾纏,最後以我們的某個朋友被警方拘捕作結。

事後我坦白地跟她說,在這個議題上,以及考慮當時的場景,冒險被檢控並不值得。原因包括:當晚示威人數太少,最後幾乎已沒有朋友負責拍攝工作(只有警方單方面的錄影証據,對可能會被檢控的示威者無疑十分不利);香港太少人認識和關心西藏議題,遑論同情,衝突只會將議題變成另一宗警權問題,無助公眾了解更多;處理被檢控和坐牢的時間,可以做很多文字宣傳和組織工作。她的回應是:「文字宣傳和組織工作是重要,但在香港會行動的人實在少得可憐。有些行動沒有人做,我們就去補位。其次,相對於在內地被打壓的人民或者維權人士,在香港坐牢的代價真是太低了,我認為因此而坐牢絕對值得。何況,我們又憑甚麼評估,行動不能引起公眾注意西藏問題呢?」聽到這些話,原本自覺理直氣壯的我倒是有些被說服,雖然心裡嘀咕,她不做那些宣傳和組織工作,在香港還真不知道有誰會做西藏議題呢。何況,行動與宣傳和組織工作相輔相成,又豈能有所偏廢?

「不應假設行動者沒有思考」

讓我們將時間推前一點。其實在反高鐵運動的時候,運動內部也曾出現過類似爭論。最重要的問題,倒不在於闖入立法會阻止表決,在現實上是否可行,或在策略上是否適合,而在於運動中不同想法的組織者或行動者,應該如何互相協調。

有些朋友認為,嘗試越過警方防線時,除了要避免身邊沒有準備的朋友可能遭受池魚之殃,還要考慮更多。例如,某些「激烈」的行動,可能會嚇怕其他人,反而降低了群眾的政治參與;又如,對於行動可能造成的後果(譬如說被檢控或入獄),某些朋友未必有充足的思考和心理準備,但有時卻會因為情緒高漲或同伴牽頭而參與該些行動。因此,行動者應該對同伴負上若干「責任」。

有些朋友(如陳)則認為,降低群眾政治參與的可能性,在很多情況下不構成避免「激烈」行動的充份理由。一來是,群眾的政治意識並非固定,相反會受很多因素影響──譬如說,重覆的行動會normalize(正常化)了一些表達異見的方式,當然這個轉變過程與參與行動的人數、訴求、媒體報導有十分複雜的關係;二來是,行動者會隨住更多行動經驗,對行動有更深的了解,以至提高自身的政治參與。至於對同伴的「責任」問題,陳乾脆回答:「我們不應該假設自發的行動者沒有仔細思考,所以沒理由當場攔阻別人,同樣,別人也沒理由當場攔阻我們。」

「自發網民」

行動者的責任問題需要另文討論(限於篇幅無法詳談),但這種毫無保留地相信理性主體的思想傾向,在我看來,的確是貫徹始終地體現在陳巧文在不同事情上的思考。

反高鐵運動開展之後,「八十後」之名沸沸揚揚,氣勢一時無兩。陳經常被媒體視為「八十後」的代表,但其實她從未以「八十後」自居,也不認同這個標籤。她認為,是否參與運動或抗爭,根本無關年齡,「八十後」的標籤會造成很多誤解。相對來說,她比較喜歡以「自發網民」來稱呼自己和她的朋友。強調「自發」和個人自由,嚮往鬆散的組織,相信愈多制度和規矩,會帶來愈大的壓力和妥協。組織化與否的問題,甚至成為了她和她的朋友爭論不休的題目。

崇尚個體自由和抗拒組織的想法,同樣反映在她對性議題和政治經濟議題上的取態。「香港的性行為年限令我最為憤怒的是,如果兩人皆未成年,男性總是被理解為應該負上責任的人。這樣對男性不公平,對女性也不公平。因為這只是父權觀念的複製,永遠假設女性有性行為就會蝕底,因為女性不想要,或者女性根本不知她們想要甚麼。」「在理想的社會中,最低工資不應該存在。不過我是一個Nozickian*(諾齊克主義者),信奉Principle of Rectification*(矯正原則)。現時香港的經濟根本完全不是自由市場,而且一直以來的不公義造成了瘋狂的財富和權力不均,因此最低工資作為矯正不公義的工具。」

強調個人權利和自由的優先性,相信在道德上和經濟上,政府的干預和規管應該愈少愈好。如果用網上流行的Political Compass*來標示她的政治光譜,她的位置當在右下方,與一眾傾向左翼的社運朋友,在圖表上維持一段不小的距離。

千千萬萬個陳巧文

無論陳如何極力否認,「八十後」之名仍是如影隨形。多得坊間雜誌那些三分真七分假的「封面故事」的塑造,「八十後」彷彿成為了立場一致、有組織、有明確位置和發言人的團體。最可笑的是,連媒體工作者也相信了自己有份炮製的「事實」,於是類似笑話不斷發生:

記者:你們八十後怎樣看xxx,會不會參與xxx?

陳:其實我不是八十後。

記者:甚麼?你不是陳巧文嗎?你不是八十後?

「八十後」的聲勢為她帶來更多知名度,有知名度當然多了發聲的機會──雖然她否認了這麼多次八十後都不果,主流媒體在多大程度上能給我們發聲機會,真的需要仔細思量──但也帶來更多麻煩。例如《東方新地》早前便大肆刊載偷拍得來的室內生活照,更加鹽添醋亂作一通。私人空間被不良媒體入侵,自然飽受困擾,她說至今還不時做被狗仔隊騷擾的惡夢,總是疑心窗外有鏡頭,出外又要承受路人的異樣目光。

媒體帶來的問題尚不只於此。那時候接訪問和出席論壇頻密到一個程度,我笑她幾乎都是全職接訪問了。有次陳臨時缺席了某次論壇,蘋果日報刊了出來並說她病了。我笑說,彷彿每日都可以從報紙知道朋友身體是否抱恙,感覺很奇妙,又笑說,其實眼前的陳巧文是假的,媒體上的陳巧文才是真的。後來談到,原來她媽媽有時會因為報紙雜誌的胡亂報導,來追問自己的女兒。當陳表示沒有其事時,其母竟然說:「但是報紙雜誌這樣寫啊!」

在不知不覺之中,「陳巧文」已成為不斷被消費和挪用的媒體形象,不只陳媽媽有些混亂,甚至陳本人有時也會糊塗。早前警方以在元旦遊行中懷疑「襲警」為由而拘捕陳(按:至今警方仍未決定是否正式起訴),當時陳向媒體說:「今次事件不會擊倒我,日後就算入獄,還有千千萬萬個陳巧文。」後來她向我說,當時那樣說肯定是傻了,或者不知被誰迷惑了。說到底,「陳巧文」成為某種模糊個體面目的抗爭身份,當然不是她樂見的。

故事還未說完

故事太豐富,篇幅太短。開筆之初最想寫的,本來是她對動物權利的思考,以及隨之而來的生活實踐。無奈坊間的討論纏夾不清,筆者需要處理太多問題,陳對動物權利以至其他更有趣的問題的思考,只能留待日後再討論。在近年香港社會,參與政治的年青女性其實不算少,但頻頻被主流媒體鏡頭追捕的卻不多。我們不必完全同意陳的言行,但她可貴的地方在於,飽受媒體壓力後仍能堅持原則,依舊特立獨行。社會需要改變,我們期望未來有更多年青女性,為自己的理念而抗爭。

註釋:

Nozickian*:諾齊克主義者,信奉Robert Nozick學說的人。Robert Nozick是十分重要的當代政治哲學家,其1974年撰寫的《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對John Rawls的1971年撰寫的《正義論》提出尖銳批評,由此而廣為人知。Robert Nozick與John Rawls,堪稱當代一右一左的自由主義巨擘。

Principle of Rectification*:矯正原則,Nozick提出的(entitlement theory)權利理論的三大原則之一:如果對於所有物的佔取或轉移不合乎正義,必須加以矯正。

Political Compass*:某種量度政治光譜的圖表,以兩軸(社會和經濟立場)大致劃分為四個區域,分別為Authoritarian Left、Authoritarian Right、Libertarian Left、Libertarian Right。參見http://www.politicalcompass.org/

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