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地區婦女對金融海嘯的回應   

文: 代代木

2008 年金融海嘯席捲全球,很多國家的政府都提出了救市方案。然而,只有那些工業發達及擁有強大金融經濟體系的國家,才有能力馬上提出一些救市和刺激經濟的方案,緩和民眾在金融市場上的損失;對於發展中地區,特別是依靠海外援助或出口導向型經濟的國家,在環球金融市場崩潰的連鎖效應下,整體經濟同樣大受影響。那些國家的民間社會,不但馬上提出了保障基層市民受影響的需要,更藉此機會嚴正批判全球經濟一體化和「市場萬能」理論。

反觀香港及其他鄰近發達的經濟體系,社會對「市場萬能」仍然有無限憧憬,即使民間社會嘗試提出反思市場經濟一言堂的問題,社會上回應也不大。政府及市民仍然只著眼於消費指數及經濟增長,至於改善基本人權及性別平等工作,雖有助促進社會整體發展,卻要靠邊站。

因此,東亞及東南亞地區中包括來自日本、韓國、台灣、香港、中國、菲律賓、新加坡的婦女團體,在今年四月份便舉行了幾天的會議,討論在金融危機影響下,經濟政策缺乏性別觀點的後果,並為其提出改善建議。

婦女就業處境維艱

全球金融危機最明顯的影響,是使失業率上升,而且工資與勞工福利被削減。由於信貸收緊,民眾的購買欲大幅減少,出口製造業及服務業受到最大影響,在這類界別中大部份勞工都是婦女。例如在中國,估計金融海嘯以來,大概有二千萬個工作崗位被裁減,其中至少有一半是婦女。這些婦女被逼回到農村,但農村卻沒有其他就業機會。另外,為了減低生產成本,區內很多企業已施行了一些負面的勞工政策,例如:以兼職及合約工代替長工、解僱孕婦或年長女性、男性從事長工和女性從事兼職工的現象愈來愈嚴重,以至減薪、削減福利以及強制員工放無薪假期等等。

在東亞地區,那些最早被裁減的工人,大都是由婦女及移民勞工擔任的臨時工及合約工。同時,婦女佔大多數的非正式經濟活動,往往沒有納入政府統計之中,因此其中失業的問題實在難以估計。另一方面,是次金融危機影響到每一階層的人口,甚至中產階級的女性及男性也受失業問題困擾,特別是從事金融或銀行業務的從業員。例如在韓國到了30歲的婦女,會因為生育及照顧子女而被解僱,而剛畢業的年青人亦很難找到工作;在日本最近因為失業而流落街頭的年青女性,也有急劇上升的趨勢。

面對以上種種問題,區內的政府未能好好回應危機。因為政府沒有提供兩性獨立分開的統計數字讓民眾作出分析或監察,我們無從知曉兩性的不同處境,以至勞工權益被剝削的情況。雖然不少區內政府已提供再培訓計劃,但卻沒有在創造就業方面作出努力。在中國某些地方,政府甚至會告訴婦女應留在家中,不要佔了男性的工作機會。

另外,外地移民勞工在金融危機中往往是最弱勢的,例如臨時終止聘用及更新合約都非常普遍。特別是韓國及新加坡,兩地政府突然停止發工作准許証給外地勞工,並以一些優惠措施鼓勵僱主請本地人而不要聘用外地勞工。大批外地勞工因此突然失業,要面對立即遣返。再者,很多中產階級家庭,因為不能再負擔聘請外傭,所以在合約未完前已把外傭解僱,或將她們縮減成兼職。這些外地勞工有些不願意返回原居地,因為她們回去後,還要面對因出國工作而欠下中介公司或高利貸的巨債,而且返回原居地也未必能找到工作。因此,她們寧可冒險成為非法居留的黑市勞工。

加強勞工保障及創造婦女就業機會

故此,政府應提供兩性獨立的統計數字,監察金融危機對婦女就業的影響,包括因為歧視性及不公平的待遇而受到的剝削。政府亦應基於數據反映的情況,推行再培訓及再聘用計劃。特別是東亞地區內,由農村到城市的「打工妹」,或在城市內為國家工業化貢獻了她們的青春的中年婦女,政府實有責任協助她們轉職。在社會發展的層面上,更重要的是為婦女創造就業機會,例如為在金融海嘯丟掉工作的婦女,提供具持續發展性及體面(decent)的工作。

另外,因為散工和兼職工等大多數由女性所擔任,而這些工作的特質正是缺乏勞工保障,所以政府應擴大社會保障及失業援助至所有勞工。在這非常時期,政府亦應加強對女性在職場上的生育權益保障,並嚴格執行有關措施。

還有,在東亞地區中不論是輸出或輸入外傭的政府,也應該為所有移民勞工提供社會保險,包括退休金等保障。

婦女的資產擁有權

在金融危機下,婦女管理財產和資金,以及獲得信貸的權利十分重要。雖然過去有些政府已為婦女提供了小額貸款,但那些資本都是較小型,而且多數只流行於農村。現在各地政府都有刺激經濟方案,卻未有包括改善這個問題,令人失望。

雖然在很多地方,法例上已確定女性擁有房屋及土地的權利,但受帶偏見的政策影響,婦女卻未能完全掌握資產控制權。例如某些地方的女性,即使有權可以繼承財產,但因為女性一般只能累積小型資本,她們很難繳付昂貴的遺產稅;又或在日本,入息稅的架構是鼓勵婦女依靠丈夫,所以婦女都不容易擁有自己的財產。

過往,政府對婦女個人及合作社給予的經濟支援,都是毀譽參半。因為很多時候,政府鼓勵婦女參與社會企業或合作社,都只是為了減省社會福利服務開支,而忽略了增強這些企業的市場競爭能力所需的支援。例如在韓國及香港,政府都以社會企業為名,建立各種社會服務企業,可是卻沒有建立團結精神或合作互助的精神,最後那些社會企業便淪為以低於市場成本而提供的社區服務。

在金融危機中,不論政府所管理的退休、保險及公積金等基金都損失甚大,在日本及台灣,公眾開始關注這些基金是否投資了在美國的金融及房地產,並開始要求政府公開有關投資予民眾監察;在香港、台灣、日本、韓國、新加坡,更發現有僱主沒有供強積金或其他有關勞工保障的基金。

支援女性企業及促進女性掌握資源的權利

故此,政府應在刺激經濟方案中撥備特別基金,拯救破產了的婦女企業及改善婦女獲得信貸及資金的機會。政府亦應支援為婦女而設的社會企業及合作社,為創造有利環境,例如在政府採購中推出優惠待遇、稅務減免、加強市場銷售支援、獲得信貸方便、提供培訓與再培訓及提供技術支援等。各地政府亦應消除所有含有性別歧視的稅務政策。設立長遠有效及具持續性的措施,保障退休基金,特別是強化其對抗金融危機及市場崩潰的能力,同時亦應設立全民退休制度。

北京行動綱領的使命,是具體訂立消除歧視性的措施,除去建立性別平等的文化障礙。所以,政府必須改善那些歧視性的社會及文化措施,使婦女更容易獲得財產、信貸、資金控制權。同時,婦女能擁有及管理某些社會企業,不等如政府可以漠視勞工環境的性別歧視。提供「具體面的勞工待遇」(decent working condition)予所有工人,應該是政府支持企業的必要條件,

預算與公共服務

金融危機的壓力把社會各階層都推向了弱勢的處境,普羅家庭面對收入減少的壓力和投資上的損失,將會令自殺及家庭暴力的問題越來越嚴重。但是,政府卻被迫拯救一些破產的大企業,因而成為最後的「大債主」。在這樣的壓力下,政策很容易傾斜於「救市」,而犧牲社會福利及照顧服務。

具體事例包括,利用非政府組織及婦女團體,以低廉的成本提供公共社會服務,藉此削減開支。日本地方政府正是利用婦女團體的專門知識及使命感,只撥備少量資源,以提供兒童日託中心服務;又或直接取消某些服務資助,減少負責性別平等的婦女中央機制的撥備等等。

東亞地區的政府在金融危機以來,均推出了刺激經濟方案,可是設計方案時卻沒有以性別觀點分析金融危機的影響。於是,大部份的撥備都投放在基礎建設,而少有投放在社會保障及社會服務上。其他一次性的減免或津貼,只是為了刺激消費。一些支持婦女企業持續發展的方案,例如提供小額信貸予婦女創業,政府卻沒有提供援助。

制訂性別預算及成立婦女發展基金

政府制訂刺激經濟方案時,必須考慮預算對不同性別的影響,並且特別針對社會福利及社會照顧服務。為了持續發展,幾國政府應在國際及本土的層次,設立婦女發展基金,支援婦女團體及聯網的發展。制訂經濟政策時,必須讓婦女團體提供意見和參與討論,並且撥備資源,強化區內各層次的婦女事務機制。

以上為國際性別與貿易聯網(International Gender and Trade Network)與東亞地區婦女團體舉行諮詢會議後,與會團體按題目「金融危機對婦女的影響」作出的聯合聲明。聲明內容將由國際性別與貿易聯網帶進各個國際平台,與其他區域的諮詢會融合,並以此為2010年聯合國婦女地位會議,回顧北京行動綱領15週年時,批評經濟政策方面的藍本。

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