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決定我要穿什麼衣服?

——從法國禁穿伊斯蘭教布堅尼泳衣說起

余劍龍

中山大學宗教學博士生

事件始末

法裔穆斯林(注1)女子卡羅爾(Carole)住在法國小鎮埃默蘭維耶,她穿著伊斯蘭的「布堅尼」泳衣去游泳時,公眾泳池職員禁止她下水,理由是這類衣服違反衞生條例。事後泳池經理解釋,他認為這類服飾是公眾場合穿著的,下水的話可能傳播病毒。「布堅尼」(burkini)由兩個詞語「布爾卡」 (burka),和「比堅尼」(bikini)合併組成,其中「布爾卡」是指伊斯蘭傳統包括覆蓋女性全身的罩袍,布堅尼包括頭巾、束腰外衣和褲子,可遮蓋身體大部份地方。多數教法學派主張,穆斯林女子的應當遮蓋除了臉面和雙手以外的整個身體,避免引起男性注目或好奇,這在教法學眼中是對女性的社會保護。

在此之前,法國2004年已通過法例,禁止穆斯林女學生戴頭紗上學,國會正討論禁止回教女性穿罩袍,總統薩爾科齊更指罩袍「是一種屈服和貶低的象徵,法國國土不歡迎這樣的裝束」。

法國如是說

薩爾科齊認為伊斯蘭罩袍是「屈服和貶低」女性的言論,內含早已陳腐的、將伊斯蘭東方化的意味,暗示了伊斯蘭教有不文明的成份甚至本質,其中的立場與中世紀但丁《神曲》中將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安排在地獄中日夜承苦撕裂身體之苦並無二致。泳池經理的解釋借助科學為口實,明顯拒絕去認識和了解布堅尼不是公眾場合衣著,而是別種文化的泳衣。法國與伊斯蘭教,被想像成文明與野蠻,尊重人權與剝削女性,科學與落後,衛生與不衛生,兩者之間有不可逾越的鴻溝,伊斯蘭教的唯一出路就是消解自身,然後學習法國文化的文明以求進步。

這種自我排斥他者的態度本身是否文明本已值得思索,相關人士對伊斯蘭教的教義和文化習俗是否了解亦可置疑。然而,問題的重點在於,法國對伊斯蘭女性的態度和論斷,早已超出了個人領域的觀感和愛好範圍,上升至代表政府的總統、國會、學校、公眾設施等國家權力機構的層面,相關論述及政策已經造成上而下的權力不均和壓迫。女性不管是否穆斯林,只要是法國公民,都必須遵守。女性對自己身體的自主權,已經一步一步地被國家權力機關侵占,本來有戴不戴面紗的自由,本來有穿不穿罩衣的自由,本來有穿不穿布堅尼的自由,現在都在「文明」和「被尊重」的大前提下失去了。

伊斯蘭教怎麼說?

事實上,在伊斯蘭教立教時對社會大行改革,其中對女性的解放程度是不可思議的。沙里亞法規規定婦女有權在婚後保留自己的姓氏,有權繼承或轉贈財產,有權獨立處理財產,有權簽訂結婚與離婚契約,在西元七世紀時這些措施都是超時代的,其中部份權利比現今香港婦女的更要多。最重要的是伊斯蘭教的出現對阿拉伯婦女來說,是創造了更多的自由和選擇權。當時伊斯蘭教根據《可蘭經》文本,只要求穆斯林女性遵守相關規定,對於其他文化和宗教的女性並不干涉,在當時基督教、猶太教、拉丁文化、拜占庭文化等不同體系並存的時空中,這種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的寬容,不能說是不文明的,尤其對比法國現今規定其他文化習俗的女性,必須順從法國政府的喜好時,更見耐人尋味。

 當然,我們不能只依據伊斯蘭立教時的表現為準,今時今日伊斯蘭教確實是對女性的身體和行為有嚴格的規定,這些規定對比其他文化和宗教,看來也是具有落後和壓制的成份。但這些規定本身是建基於伊斯蘭教基本的人性觀和世界觀的,所有伊斯蘭教的派別都認為人的首要義務,就是順從真主,穆斯林的意思就是順從。按照伊斯蘭教普遍的基本教義,在真主的設計中,世界萬事萬物各有其角色和限度,它們協作地使世界運作。因此,男性和女性在社會角色中各有不同崗位,這種崗位的劃分並不是西方女性主義所認為、是由社會塑造而成的,而是天啟的、是宇宙秩序的一部份。因此,當薩爾科齊指法國不歡迎罩袍是因為罩袍象徵「順從」,是對女性的一種歧視,實在表現了他對伊斯蘭教的無知,「順從」在伊斯蘭不是歧視,反而是最大的光榮,無論是對男性和女性來說都是。

雖然,上述「順從」、「秩序」、「男女角色」等理念在伊斯蘭教中具有普遍性,然而對於如何才算順從真主,如何的行為和衣著才算刻盡女性社會崗位的義務,配合宇宙秩序,各伊斯蘭教派別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我們可以見到中東有些國家的婦女要全身罩袍,有的只是裹頭巾而不需蒙面,各自表述。

有誰聽聽女性怎麼說?

對於被禁止穿著布堅尼,當事人卡羅爾揚言會興訟抗議,甚至離開法國。為什麼她反應如此激烈?卡羅爾說她曾指責泳池職員歧視,並即時報警,但警方以沒有根據而拒絕受理。她對傳媒如是說:「布堅尼可令我享游泳之樂,又可遵守回教傳統,不隨便暴露身體。」姑勿論她的想法是基於她真誠的信仰,還是那只是伊斯蘭教霸權的結果,但明顯地,她的想法、她的聲音、她的立場、她的選擇,通通都不被國家權力機構所理會,她在二元對立中成為了被消音的他者。

論者如戴莉(Mary Daly)認為此等將男女之別視為神聖設計的教義和教規都是父權的產物。(注2) 有人更認為當代伊斯蘭教神學家的立場,無論是多麼強調理性和調和現代的穆罕默德.阿布杜(Muhammad Abudu),以至因最激進的原教旨主義而被判死刑的賽義德.庫特卜(Sayyid Qutb),都可作如是觀。如果這是事實的話,女性在法國和伊斯蘭的角力中,情況更見嚴峻——女性不但沒有自主權,她的身體更淪陷成被爭奪的土地,分別只是在戰爭之後,要被蓋上法國的「比堅尼」,還是伊斯蘭的「布堅尼」而已,而它們其實只不過是兩個不同面具,面具後的仍然是父權主義的巨大幽靈。

(注1:穆斯林即是伊斯蘭教的信徒。

注2:Daly, Mary.(1973). Beyond God the father. Boston: Beacon Press,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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