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梭於城鄉之間的貴州苗族婦女

文:黎佩炎

我的研究是關於貴州少數民族女性外出打工對當地的意義。選擇苗族的一個社區作研究純粹是因緣際會,因一些朋友已在當地做了一些助學及支援社區的工 作,在二千年我首次有機會跟他們去貴州西部大方縣的一個農村作考察。那次旅程給我的感覺既新鮮又特別。那是一個四月的春天,從刻板的辦公室請了一個星期的 大假到一個從未到過的省份,沿途是一大片、一大片的金黃色的油菜籽花田,遠處是綠油油的小山丘作背景,這是一個還沒過度發展,未被過分污染的地方。但深山 裏貧窮的景象卻又很讓人握腕。之後,我再去貴州時,就是去了我的研究地點─黔東南裏的一個苗鄉。那裏的生活條件比黔西較好,沒有缺水的煩惱,是貴州罕有不 受咯思特地形影響的地方。咯思特(karst)地形就是一水蝕石灰岩地形(最極端的例子就是桂林的山景),石灰岩並不能吸收水份因而造成土地貧瘠的地質。 因爲得天獨厚,黔東南的苗族有更歡快更強的個性。因爲在山裏與世隔絕,所以保留了很多古樸而又多姿多彩的傳統,有一種獨特的和周遭環境渾然天成的魅力。

這種獨特性和文化,既和他們地處邊陲,亦與他們住在深山,一個村和另一個村之間可以隔好幾重山的距離有關,因此每一個村皆可以決定自己的一些做法, 例如每一年的苗年都是村裏面自己按自家完成收割的日子所訂定的。年青人可以「串村字」,過完一個村的苗新年,可在再去另一個村過苗年。村和村之間既遠且 近。苗人歷史上既和中原遠隔,不大受傳統禮教所影響,對年青人談情說愛秉持一種較寬容的態度,會給與一定的自由與空間。傳統的苗寨都有一塊空地叫「遊方 坪」。 「遊方」的意思是類似我們說的約會。遊方坪就是供年青人談情的地方,但傳統的遊方在遊方坪裏不是甜言蜜語,而是要男女對歌。這就考驗年輕人的急才與機智。 現在遊方坪沒有了,反而年青人仍會聯群結隊的在農閒和過苗年時節的晚飯後,在依山而建的苗寨裏,走在陡峭的只可供一個人過的高高低低的山徑上,人手一個電筒到不同的苗屋外吹口哨示意內裏的苗家姑娘出來。從沒有路燈、沒有電話、沒有電視的苗村子走上山坡,在最簡樸、最恒古的月色和星光下游方。

 

是的,我得承認我是在浪漫化苗人的生活,但在文化上我卻確實覺得,他們有很多很獨特的地方,是比中國傳統寬鬆,又和西方文化很不一樣。這種對異色的吸引,可能帶有偷窺的味道。但另一方面,我仍在調校著自己應該怎樣去理解一個不同的民族,而這民族基本上已和我同屬一個國家。我有時候會想像若我是一個藍眼睛白皮膚的人,當我面對一個中國人時,我是否也會有一些我面對這些苗族朋友時的的一些想法,有時我也會對自己及白人開始感到很懷疑,因爲我們確是很容易 持著自己的強勢,而向別人指手劃腳,自己高高在上的跟別人在一起。

作爲一個外人,還是一個主流的,沒有很厚重中國文化歷史根基的香港人,我想我難免是有一點透過他們來瞭解中國歷史的傾向,而某程度上這種視角讓我覺 得很多主流理解中國的觀點,一放到他們的實際情況及他們的歷史脈絡裏,就會顯得到很不一樣。另一方面,我想在我漢人身份及他們少數民族身份差異上,我仍沒 有很深刻的反思,這亦是我在論文口試時,校外評審導師(external examiner)給我的一記當頭捧喝。或者某程度上我得承認相對於西方文化,我是習慣了以一種弱勢的他者身份定位自己,當自己成爲了強勢的一方時,我覺 得自己還未有很好的反思和處理當中的不對等。

我想因直覺其中的複雜性,在我的論文中我是刻意迴避去處理這一點,所以我比較集中討論社會經濟層面上的東西,至於文化、民族上,我在論文中是比較傾向較爲籠統的把苗族作爲一個經濟上被邊緣化的群體來理解。

至於有關我的研究,當然困擾著這些少數民族朋友的其中一個重要枷鎖就是他們物質的貧乏。尤其在貴州西部的山區裏那種赤裸裸的貧窮是隨處可見,讓人心 酸的。而在黔東南較好的自然條件下所孕育出來的絢麗文化亦在接觸外人的目光時,缺乏應有的自信。某程度上這些少數民族農村朋友外出打工讓他們不用因爲交通 閉塞而受困于深山之內,窒礙了自身文化的發展 ,其實也算是一個自然的過程,亦不算是不好。但另一方面我的研究亦發現,因爲少數民族已婚婦女之前一般沒有接受過很多教育,這一輩二十多三十嵗的大多是一 定要跟丈夫一起才外出打工。這種現象所造成的留守兒童及留守老人問題就顯得更加尖銳。另一方面,我所研究的社區裏的打工者,很多只能從事最苦的工作,例 如,建路,建房,鍋爐工(即在磚場或鐵廠工作)或者輕工業,目的地不一定能夠集結成群,所以更加讓他們有時候顯得流離失所,比一般在成衣工廠打工的情況, 有時候更加坎坷。這種要在目的地社會謀生的方式,完全缺乏保障及依靠。加上他們語言的隔膜,令他們的打工生涯更苦,並和目的地社會格格不入。

最後一點補充。最近看了臺灣有苗族血統的學者石之瑜的有關中國和全球化下的民族主義的探討很受到啓發。石是站在一個很批判的角度談這個問題,很自覺 西方社會科學傳統對非西方國家抽空的社會科學研究所造成的嚴重的高層次的影響。他結合了後現代理論、後殖民理論、婦女主義、國際關係理論、來對中國(包括 貧窮的西南少數民族地帶)和兩岸三地的發展作出他獨到的見解。我還在看他豐碩的一系列的著作,但他其中的一個觀點讓我深思,就是民族主義在這個全球化得爛 透的世界裏,可以是一種歸屬,而不一定是一種非理性的現象。但前題是我們得很清楚認識很多西方價值和概念與中國文化與概念的不接軌。我覺得這不全是一種簡 陋的中國國情論或文化相對主義論。放在一個有多個民族,有悠久歷史而又曾被侵略殖民的國家,民族主義的意思是不是一定是愛國主義?多元的民族主義可以是怎樣?又會不會是可行的?這裏面有很多值得深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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