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的青少女墮胎

洪雪蓮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

西方社會,特別是英與 美,對青少女懷孕、墮胎和產子有廣泛和深入的研究,也有為年輕母親提供全面的社會服務支援。相對地,這些議題在中國人社會中的討論較少,在香港更甚為缺 乏,但對不少提供青少年服務的社工來說,十多歲少女懷孕的個案並不罕見。因緣際會,我在2008年與香港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的「風信子行動」合作,就有 墮胎經驗的十多歲青少女進行研究,並發展出一套整合性介入模式,內容包括終止懷孕後的創傷治療及充權工作。「風信子計劃」是目前香港唯一為有墮胎經驗的青 少女提供輔導服務的計劃,服務對象都是社工在公立醫院接觸到或由外展社工轉介。研究發現,年輕婦女在性方面的自主性有所提升,但仍然需要面對非自願的性行 為、懷孕及墮胎的風險;一旦懷孕,男與女的反應及決定亦有所不同。從這些少女的親密關係、避孕至墮胎的經驗中,都可見到性別權力的呈現。年輕婦女因著對親 密關係的渴求,認同愛與性的緊密連繫,貧窮與匱乏處境,在性別關係中處於劣勢,及社會上對青少女墮胎的負面觀感而要承受墮胎帶來的創傷及重覆懷孕的危機。

研 究共訪問了29位參與該計劃的青少女,訪問於2007年12月到2008年9月期間進行,每次都超過一小時,最長的有兩個多小時。聽著她們敍述自己的故 事,在我面前的年輕女子仿彿都已經歷了人世間的喜怒哀樂,一張張年青但不稚嫩的面孔,在侃侃而談她們從開始談戀愛、發生性關係的經過,在避孕問題上與男朋 友的角力,發現懷孕後的情緒起伏,男朋友的反應和決定,自己在選擇墮胎與生育之間的掙紮,尋找墮胎途徑過程中的傍徨,墮胎手術的痛苦和當中的細節,墮胎後 懷念胎兒和受自責的煎熬,對男朋友不能體會自己所承受的痛苦感到無奈,為再懷孕的可能性擔憂但又感到無能為力。

「匱乏」才是墮胎的原因

這 群十多歲、來自低下階層、被「邊緣化」的年青女性對異性和性關係的處理方法、抱持的態度自有一套文化,她們能坦承對性的興趣、享受性、視性為「愛」的表 現,是生活中必然的一部份。對於堅守性道德之士來說,她們無疑就是「濫交」、「不知廉恥」、「不負責任」、「極度自我中心和自私」的代表,因墮胎而承受的 種種後果是自找的,她們應該備受譴責而不是諒解和關顧。「支援生命」(pro-life)者,更會視她們為「殺人兇手」,十惡不赦。對於這些有關年青女性 墮胎的主流論述,她們都深深明白,心裏雖有強烈不忿,行為上仍然選擇對其他人、包括父母盡量隱瞞,但對於將來的伴侶,又會浪漫地期望能坦白交待,得到諒解 和接受。

承受這麽多,她們為甚麼要選擇墮胎?還是應該問,她們為甚麼不能不墮胎?西方的研究發現青少女懷孕及她們作出當母親或墮胎的決定, 都受著一些結構性因素影響,當中包括性別、種族、階級和文化(Davies et al, 2001; Rutman et al, 2002; Evans, 2001; Greene, 2004, 2009)。我發現這些青少女選擇墮胎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經濟資源和社會支持及青少女當母親的不合法性 (illegitimacy);「匱乏論點」(deprivation thesis)比西方的「期望論點」(aspiration thesis)似乎更能適切地解釋香港低下階層青少女的墮胎決定(Hung, 2008)。西方研究指出,生育或墮胎的選擇受著青少女個人對教育成就及其未來志向的影響(Carlson, et al., 1984; Henshaw and Silverman, 1988; Lee et al, 2004);相反,這群成長於匱乏家庭的青少女,因為貧窮,不忍要子女經歷自己一直承受著的貧困、窘境。與其說她們不負責任,不適合當母親,能說她們是為 了愛而不生育,對「母親」這身份和內涵更認真地對待嗎?

墮胎是被迫的選擇,亦是自責和創傷之源

有宗教信仰的我,明白生命的重要性超越一切,但到今天,有關胎兒的「生命」仍有爭議,我知道這是一個永恆的戰爭,但在我接觸到的青少女當中,沒有一位是否 定胎兒是生命的,而且非常堅信;這說明社會上有關墮胎是「謀殺生命」的文化論述已取得了即近全面的權力,也解釋了她們墮胎後經歷的創傷。中國傳統文化對死 亡,特別是「枉死」、「未出生/成年夭折」、「子女早死」等觀念,也折磨著部份年輕「(不是)母親」的心。青少女墮胎無疑是一個殘忍的「被控制」的社會過 程,懷孕後無論是因男朋友或家中長輩的強烈意見,年齡及經濟等原因而不能不墮胎,這些青少女都認為自己是最後作決定者,因而受到自責的煎熬;但更殘忍的 是,因避孕方面主權往往不在自己,她們要繼續承擔再懷孕和墮胎的風險。

性別平等、身體和性自主才是出路

以中產成年人為代表的社會大眾,企圖以道德指責的營救方法指引青少女,要求她們不進行性活動及強調墮胎和當年輕未婚媽媽是越規行為,可是並不湊效,亦不能 消除青少女意外懷孕的情況。重整性別權力的不平等有助避免青少女重覆意外懷孕和墮胎,但不幸的是,這是非常困難的工作。要與在親密關係中的青少年談性別平 等更是困難,因為匱乏背景的年輕女性需要透過兩性親密關係追求在成長過程中得不到的愛和關懷。確立青少女對自己身體的權利及取回個人在性和親密關係中的自 主權,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法。另外,要取得男性對女性和女性身體的尊重,也是一項重大的挑戰。

參考資料:
Carlson, M.L., Kaiser, K.L., Yeaworth, R.C. and Carlson R.E. (1984).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life-changing events, social support, and pregnancy decisions in adolescence. Adolescence, 19:765-780.
Davies, L., McKinnon, M. and Rains, P. (2001). Creating a family: Perspectives form Teen Mothers. Journal of Progressive Human Service, 12(1):83-100.
Evans A (2001). The influence of significant others on Australian teenagers’ decision about pregnancy resolution. Family Planning Perspective, 33:224-230.
Greene, S. (2004). Deconstructing the ‘Unplanned’ Pregnancy: Social Exclusion and Sexual Health Strategies in Scotland. Youth and Policy, 82:27-46.
Greene, S. (2009). Becoming responsible: Young mothers’ decision making regarding motherhood and abortion. Journal of Progressive Human Services, 17(1):25-43.
Henshaw SK, Silverman J (1988).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raceptive use of abortion patients. Family Planning Perspective, 20:158
Hung, S.L. (2008). Teenage abortion in Hong Kong: His and Her decisions. Paper presented in Gender & Family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08, organized by Gender Research Centre & Gender Studies Programm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2-13 December 2008).
Lee, E., Clements, S., Ingham, R., & Stone, N. (2004). A matter of Choice? Explaining national variations in teenage abortion and motherhood. 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
Rutman, D., Strega, S., Callahan, M., & Dominelli, L. (2002). Undeserving’Mothers? Practitioners’ experiences working with young mothers in/form care. Child and Family Social Work, 7:149-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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