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母親運動的身份政治  

文:北極企鵝

  每逢六四,我們總會想起白髮蒼蒼的丁子 霖,以及一眾可敬的「天安門母親」。許多年以來,她們一直以和平的方式抗爭,堅持最根本的人道價值,要求最基本的公民權利──公開悼念在六四屠殺中死去的 親人,要求與中央就六四事件對話。然而,即使訴求卑微如此,她們仍然面對國家警察無止境的騷擾和監視,甚至拘留和軟禁。

二十年過去,官方以 經濟發展之說回應血染的歷史,可是問題解決了嗎?現時內地貧富懸殊加劇,官吏貪污、強行徵收土地、欺壓良民等事件無日無之,足見當年觸發民運的社會矛盾依 然懸而未解,而且愈益加深。在這種社會形勢下,以母親作為主體的天安門母親運動有甚麼政治意義,又能開啟甚麼可能性和力量?

理想化的母親形象

「天 安門母親」雖然主要由母親組成,但非母親成員也大不乏人。「天安門母親」創始人之一張先玲在訪問中這樣說:「我們當中有很多父親,亦有遺孀與遺夫,但母親 及遺孀比較多。父母被打死,孩子來簽名的,還沒有。因為我們的群體以天安門母親命名,於是由母親出面的當然性就較大了。另外,我們的核心成員也是母親,因 此外間也覺得母親是比較多的。」 此外,在核心成員當中也不全是母親,例如丁子霖的丈夫蔣培坤,不久前才艱難地完成了《天安門母親之路》紀錄片的製作,而且多年來在運動中都有十分重要的參 與。從此可見,以母親身份作為運動主體,或許沒經仔細的考慮,但也未必是完全自然的選擇。這種未必刻意為之的運動策略,產生在甚麼文化脈絡?

   被問及為何出來抗爭的多是母親而不是父親,張先玲這樣回答:「相對而言,母親跟孩子的感情較深。王楠(按:張先玲的兒子)被打死,當然他的爸爸也很難 過,但他有他的工作,於是還繼續上班,我就從那天起沒去上班,沒有興趣再上班工作了,就全力的辦王楠這個事情。[……]父親的感情,跟母親的感情總是有點 不一樣的。鄺滌清(按:另一位成員)的情況比較特殊.是位單親爸爸,把孩子從小帶大。」

  父親在維持家庭生計上比較吃重的文化傳統,是否 為母親成員較多參與抗爭的原因,大概尚需作更多調查才能下結論,但張女士強調母子間獨特的感情因素,卻可能反映了不少人對「天安門母親」的想像:母子情 深,骨肉相連,兩者有莫可名狀的特殊牽繫。由於這種彷彿天經地義的母愛觀念深深為大眾接受,因此用母親身份為兒女追討公道,便比用父親身份,更具道德感召 力量。在這種情勢之下,人們對運動主體的想像,便很容易靠向理想化的母親形象,以至諸如自我犧牲、無畏受苦、堅忍、柔弱、偉大等種種關於理想化母親形象的 聯想,也會與「天安門母親」成員在抗爭過程中的具體苦難和困阻,互相交集和融合。

  換句話說,在上述的情勢之中,當人們想像「天安門母 親」的時候,很可能沿襲了理想化的母親形象,鞏固了母親都是默默付出、無私奉獻、自願犧牲而且以兒女為生命重心的傳統想像。可是,我們知道這種理想化的母 親形象,卻其實是卡壓了不少女性生命的父權觀念。所謂母子間的獨殊感情殊非天然,而是由文化建構而來,配合種種無私和自我犧牲的想像,合理化了女性必須履 行母職的社會規範。母職為傳統性別權力結構的重要一環,可以說,理想化的母親形象其實不斷為不平等的權力結構提供合法性,延續及再生產出母職神話。

  這種理想化的母親形象,雖然容易獲得群眾的同情,但運動也可能會被這種想像所框限。假如運動的路線偏離了理想化的母親形象,甚至走到其對立面,例如採取一些較為激烈的語言或直接的行動,便可能會被攻擊為「瘋婦」,最後受制於傳統性別刻板形象而進退維谷。

打破隱喻關係與傳統想像

   上述的理想化母親形象,其實不僅指向女性,更常常被借指為孕育我們成長的地方或環境。從家庭到學校、故鄉、國家,理想化母親形象幾乎就是無處不在的隱 喻,浮游在語言的每一個角落。尤其在傳統中國文化的觀念之中,「國」就是擴大了的「家」,「忠」就是更高層次的「孝」,國家與人民往往被宣揚為母親與兒子 的關係,愛國與愛我們的母親也彷彿成為一塊鏡子的兩面。

  在這種國族敘事的建構下,國家與母親漸漸結成牢不可破的隱喻關係。統治者往往擅 於操弄母親的形象,以建立政權的合法性。八十年代膾炙人口的愛國歌曲〈祖國,慈祥的母親〉便是典型例子:「誰不愛自己的母親,用那滾燙的赤子心靈。親愛的 祖國,慈祥的母親!長江黃河歡騰著深情,我們對您的深情。誰不愛自己的母親,用那閃光的美妙青春。親愛的祖國,慈祥的母親!藍天大海儲滿著忠誠,我們對您 的忠誠。」透過疊合母親與國家的形象,將母親形象滑轉到統治者身上,於是被動地遵從命令的忠誠,便偷偷過渡到主動地擁護政權的深情。不過,水能載舟亦能覆 舟,民間的異見聲音也不時挪用這種隱喻關係,以此質疑統治者的權威。例如八九民運學生絕食時的著名標語「媽媽我餓,但我吃不下」 ,或夏韶聲的〈媽媽我沒有過錯〉,表面上似乎指向異見者的母親,其實更是指向一種高於政權或實際統治階層而且人格化的國族想像共同體,試圖以此向統治權威施壓。

  以上兩種隱喻關係的運用,顯示了官方和異見聲音的意義爭奪。 以母親形象號召支持力量的天安門母親運動,在話語層次上無可避免地同樣參與了這一場角力。與前述不同的是,一般異見聲音仍是以子民自居,難以撇除那種向上 仰望的姿態,但天安門母親卻是以人民的身份直接搶奪母親的位置。這群以母親形象現身同時聲討--庇佑在「祖國母親」想像下的--統治者的異見聲音,撕裂了 祖國與母親的意義扭帶,破壞了官方隱喻系統的穩定性。在母親運動面前,人們發現當下的政權,原來與理想化的母親形象是互相衝突的,「祖國母親」帶來的統治 合法性因而通通失效和落空。用梁文道的說法,就是「中共政權在天安門母親面前,格外像為了證明自己正確,而寧願讓所羅門王把孩子撕成兩半的殘暴騙子」 。

   另一方面,傳統上母親給我們的想像,都是去政治化的,總是局限於私人領域(家庭)之內,絕少參與公共事務。事實上,從不少「天安門母親」成員的自述和訪 談 中,我們能發現她們很多人在六四屠殺前,都沒有參與政治運動的傾向。親人被殺害帶來的哀傷和悲憤,可說是她們持之以恆地投入政治抗爭的力量源頭。以母親身 份站出來維護公義,不僅扭轉或豐富了母親身份的涵義,而且也有助打破公私領域的區隔,讓我們明白關愛親人與關心政治,殊無二致。

何處不是天安門

近 年內地在地方上動輒爆發萬人示威,雖然往往很快被壓下去,但依然一波又一波地出現。維權運動不斷被打壓,也不斷地催生,足見民怨的沸騰和社會的危機,已到 了八九年以來的新高峰。加上互聯網技術的發達, 中共要控制全國人民的資訊流通,已經變得愈來愈困難。天安門母親的核心成員大多年已古稀,目前為止已有20位含恨而終,運動正面臨延續的難題。六四十五周 年的時候,龍應台寫了一篇文章給丁子霖,題為〈誰,不是天安門母親?〉。其實,不只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是天安門母親,天安門同樣無處不在。文成之時正值劉 曉波被中共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罪名正式逮捕,筆者在此祝願天安門母親運及其他維權運動能在中國大陸上遍地開花,將不義的政權和統治者,埋葬在天安門未來的歷史紀念碑之下。

  參考資料:

  1. 和天安門母親在一起》,進一步出版社,2009,頁77
  2. 許朗養、區美寶、陳詩韻《和天安門母親在一起》,頁78。
  3. 梁文道〈母親〉,AM730,29-5-2009。
  4. 天安門母親群體《廿年生死兩茫會--「六四」難屬的心路歷程》,天安門母親運動,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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