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話語的協商——
中國當代婦女研究對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與建構(1980-2000)
註1

文﹕小西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現代化始終是當代中國各個領域的一個中心議題。作為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時代產物之一,中國當代婦女研究也通過對於女性主義話語 的接受以及建構,以它自己的方式建構著自身的現代性。本論文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當代婦女研究的兩個發展階段(1980年代初至1993年、 1993至2000年),分別抽取了一系列關鍵概念,透過一些具有分析意義或重要的相關話語事件個案,借助知識考古學(Archeology of Knowledge)的方法,註2以話語分析考察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當代婦女研究對於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建構與變遷,尤其是其間種種的文化協商。

為「性別」打造一片相對獨立的空間
綜合而言,可以這麼說,作為一項跨語際和語言內部的概念空間的重構與 (再) 創造,中國當代婦女研究對於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與建構所意味著的,是這樣的一個文化協商過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當代婦女研究對於女性主義話語的接 受與建構,開始於後文革與改革開放的雙重語境之中,面對中國社會主義的遺產與債務所引發的,在意識形態上的重重矛盾和衝突,中國當代婦女研究工作者首先透 過有關性別、婦女學等議題的具體論述,以及婦女學的學科建設,讓「婦女」、「性別」等議題終於得以在一定程度上鬆脫「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註3的 話語束縳,自傳統的「階級」話語漸次分離,為自身劃出了一片相對獨立的話語和體制的領地。而正正是這一場自我疆界劃定與建構的運動,為九十年代的中國當代 婦女研究,打造了進一步接受與建構女性主義話語的話語和體制的空間。及至九十年代,隨著第四次世婦會對於《北京宣言》、《行動綱領》等綱領性文件的簽定,4在 跟國務院於世婦會同年頒布的《中國婦女發展綱要(1995-2000年)》充滿張力的文化協商之下,「社會性別」(gender)概念以及有關「將性別觀 點納入所有政策和方案的主流」等等的提法,終於得以進入國策的層面,被納入中國的總體國家規劃之中。結果,社會性別概念及其理論終於得以在九十年代下半 葉,有條件大幅進入中國當代婦女研究的不同領域。換言之,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當代婦女研究對於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與建構所首先意味著的,是一個讓一片相對 獨立的話語和體制的空間得以逐漸出現的文化協商過程。

但正如汪暉所言,現代性的方案是一個領域獲得自主性的過程,例如經濟與政治逐漸分離,成為一個自主的領域。但他又指出,「經濟與政治的分離」並不能証明這兩個合理化的領域已經成為真正自律的領域,它只不過說明了這兩個領域的關係有了一些也許是很重大的改變。註5 其實同樣的過程,在現代社會中的其他領域中,也有出現,例如學術與藝術等文化領域。由此引伸,婦女學學科建設在中國改革開放年代的被提出,在某意義上,固 然是現代性方案的其中一項表現,但若果將之放回中國後文革與改革開放的具體的雙重語境中,正如本文的分析所示,則婦女學似乎從來沒有發展到自其他領域(尤 其是政治領域)徹底分離的地步。

「性別差異」之必要
至於八十年代以來,在中國當代婦女研究的領域中,女性主義話語又到底構成了一個怎樣的概念空間?可以這麼說,在中國當代婦女研究對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與建 構這個概念空間的重構過程中,「性別差異」、「性別意識」(尤其是「女性意識」)等等一直都是其中主要的構成概念。因為在後文革與改革開放的雙重語境中, 提倡性別差異、性別意識(尤其是女性意識),無論對於反撥毛澤東時代所倡導的「男女都一樣」的性別意識形態,對抗國家以「抺消性別」或「無性」狀態壓抑人 性與個體,還是對於對治現實中的婦女問題、填補性別平等政策在條文與實踐之間的落差,都有其必要性;而對於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與建構(尤其在「社會性別」 概念開始被廣泛地接受之後),正正為中國當代婦女研究,提供了一件火力強大的分析工具,在保住性別差異這個基點的前提下,復又能夠穿透這個基點本身,在社 會結構與文化體制的深處,尋找現實中赤裸裸的性別不平等的真正根源,並借著1995年世婦會所帶來的歷史性契機,在新自由主義邏輯與中國社會主義的既有體 制之間,在話語以至體制上,為現實中的婦女以及自身建構了一個廻轉與生存的環境。

但問題是﹕儘管八十年代以來,通過對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與建構,中國當代婦女研究的確為自身是以至現實中的婦女,打造了一片相對獨立的話語和體制的 空間,但與此同時,由於體制及策略上的考慮和限制,中國當代婦女研究在九十年代的發展(以至對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和建構),也就不得不局限在體制內的這 「一片相對獨立的領地」。

真正的性別/社會公義?
當然,面對中國九十年代全面市場化以及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掠奪性經濟邏輯,對於中國當代婦女研究與女性主義者來說,對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與建構,在某一程度 上,的確為她們在中國社會主義的既有體制中打開了一定的缺口。事實上,隨著第四次世婦會對於《北京宣言》、《行動綱領》等綱領性文件的簽定,在跟國務院於 世婦會同年頒布的《中國婦女發展綱要(1995-2000年)》充滿張力的文化協商之下,女性主義話語(通過社會性別概念)以至有關「將性別觀點納入所有 政策和方案的主流」等等的提法,的確終於得以進入國策的層面,被納入中國的總體國家規劃之中,並讓女性主義話語得以在九十年代下半葉,有條件地大幅進入中 國當代婦女研究的不同領域。但問題是﹕由五十年代的集體化時代的體制改革到七十年代末以來的改革開放,都沒有從根本上挑戰並改變傳統的父權/夫權文化,因 此僅僅「將性別觀點納入所有政策和方案的主流」,而非從觀念與文化上作根本的改變,則恐怕只是集體年代以來的「從上而下」的政策邏輯之重複。

此外,筆者認為,若果所謂體制上的改變,僅僅是指「將性別觀點納入所有政策和方案的主流」,把女性主義僅僅局限在性別問題之上,而並非從女性主義的 根本公義觀(反對任何形式的宰制與社會不公義),甚至廣義的社會主義公義立場出發,改變中國當下對社會弱勢社群不公不義的體制本身,則中國當代婦女研究與 女性主義者心目中的性別公義,甚至廣義的社會公義,將不會真正的到來。

註釋:
1.本文由筆者的博士論文〈性別話語的協商——中國當代婦女研究對女性主義話語的接受與建構(1980-2000)〉(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2007年)的結論撮寫而成。

2.知識考古學是一套由已故當代法國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所一手開創的獨特的歷史研究方法。簡言之,知識考古學所要探索的對象,是「話語」(Discourse), 而所謂「話語」,指的是「由所有具有時效性的陳述所構成的整體」(the totality of all effective statements)或「一個陳述群」(a group of statements)。知識考古學並不關心某一知識是否符合外在對象,而是著眼於關於某一對象的話語是如何形成的,也就是說,話語中的特定陳述以及陳述 間的關係得以產生的條件與規則,見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translated by A. M. Sheridan Smith, London ; New York : Routledge, 1992, pp. 26-27, 74.

3.「馬克思主義的婦女解放理論」是新中國立國以來的官方婦女理論以及主導意識形態。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婦女解放理論,婦女的被壓迫主要源於私有制與階級壓迫,只要無產階級革命成功,實行男女平等,婦女才能得到徹底的解放。

4.1995年9月4至15日,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於北京舉行。會議的主題為:以行動謀求平等、發展與和平,次主題則為:健康、教育和就業。 期間,有189個國家的政府代表團、聯合國系統的各個組織和專門機構、政府間組織和非政府組織的代表15000多人,出席了會議以及大會期間同時舉行的 「非政府組織婦女論壇」。大會制定並通過《北京宣言》和《行動綱領》等兩份全球性綱領文件,指出提高全球婦女地位的主要障礙,並制定了今後的戰略目標和具 體行動,以進一步加速執行第三次世界婦女大會通過的《內羅畢戰略》。有關第四次世婦會的產生背景、內容以及舉行概況,見〈世界婦女大會〉,「新華 網」(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6/25/content_936402.htm);曾文卿著﹕ 〈聯合國世界婦女大會背景簡介〉,《用女性的眼睛看世界——記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非政府組織論壇》,香港﹕新婦女協進會,1996年,頁6-7。

5.汪暉著﹕〈現代性問題答問〉,《死火重溫》,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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