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於《文化研究@嶺南》http://www.ln.edu.hk/mcsln/

邵家臻
香港浸會大學社工系博士候選人

這幾天,天變地變情都變,所以我特別想起一個我風聞已久但始終未能親眼見過的人 — Zygmunt Bauman。這位81歲高齡的社會學家,雖在1990年已在英國Leeds大學退休,但仍胼手抵足研究西方社會所經歷的社會結構轉型,以及所衍生出比現代社會更多的問題。他將研究遂一寫成《全球化 — 人類的成果﹙1998﹚》、《工作、消費主義與新貧﹙1998﹚》、《探索政治﹙1999﹚》、《流動的現代性﹙2000﹚》、《個體化的社會﹙2001﹚》、《共同體 — 在一個不確定的世界中尋找安全﹙2001﹚》、《被圍困的社會﹙2002﹚》、《液態的愛﹙2003﹚》等社會分析的重量級作品。

想起他,一來是因為有朋友從Leeds大學學成歸來,很想問她有沒有跟Bauman有一面之緣;二來是因為最近有兩本書的誕生和再生,令我不得不想起Bauman在早年討論知識份子角色的巨著《立法者和論釋者 — 論現代性、後現代性與知識份子﹙1981﹚》是何期的心領神會。

立法者與詮釋者

Bauman認為知識份子是在16世紀歐洲宗教改革開始至20世紀末的一段歷史中,發揮顯著的作用。因為當時的野蠻人沉浸在迷信和無知中,十分需要管理和提昇。知識份子對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也越來越具有自我意識,逐把他們的任務視作向民眾提供他們所要求的指導。《立法者和詮釋者》敘述了知識份子如何設法獲得這一立法者的角色,以及如是可失卻這個角色。

當愈來愈多知識份子越來越多地被吸收進自上而下的大眾監控的系統之中,他們的主要目標與其說是解放普通人的心靈,不如說是將他們的心靈和肉體置於嚴格的規訓之下,並形成具體的體制,這種體制為國家的利益和它的統治機構服務。及後的現實,情況更加嚴苛。到了20世紀末,國家已很少需要知識份子的服務,轉而對專業化的專家需求甚殷,並且更迅速增長。因為高級的技術知識能夠操作資本主義所要求的車輪轉運體系,甚至作出改善,當權者對知識份子所提供的整體社會如何整合等想像,變得缺乏興趣。

知識份子以往的「仲裁者」、「觀點製造者」和「價值確認人」的立法者角色,一下子隨著社會環境的急劇變化而嚴重地被動搖,知識份子的權力和自信都被廣告商、市場經理、公共關係專家、電視製作人員、大眾娛樂節目主持人,甚至時事烽煙節目的名嘴所取代了、剝奪了。意即是,向來成竹在胸的文化管理權已經從他們手上奪去,知識份子越來越認識到新的規則和功能,務須從新建立起來。

詮釋者的兩個任務

在後現代社會中,市場的廣闊和靈活,往往容納了不同的趣味和價值觀。這裡再沒有文化的一致性要求,亦沒有民眾間的一致性意見。如此這般的後現代性提供了各種次文化繁榮興旺的條件,亦同時為後現化的知識份子提供了一個機會 — 他們再不是立法者,而變成了詮釋者。他們對周遭各種文化樣式的本質進行解釋;同時又探索存在於不同的生活方式中的各式各樣的語言和形式。詮釋者角色的知識份子不再涉及對絕對真理的探索。相反,他們有兩個嶄新的任務:﹙一﹚將每個社會特殊的語言轉化成其他的社會成員可以理解的語言和形式;﹙二﹚向每個特殊的社會的成員解釋那些價值觀。可以預期,詮釋者將促進不同的集團之間的對話,縱使那些團體可能是競爭對手或者是敵人。他們都會經驗到「文明的對話」的迷人力量。另外,詮釋者可能在社群內建立策略性地位,允許他們名正言順地修改或確認那些社群的價值系統。具體例子之一,就是在文化政策中或性別主流化運動﹙gender mainstreaming movement﹚中,詮釋者所扮演的角色:他們提供了一些哲學或意識形態,確定這些運動一些往前走的方向,以及澄清甚麼東西對於特殊的、他們認同的社群來說是「真實的」。

今天應該很高興,因為有龍應台

今天應該很高興。兩岸三地知名作家龍應台的新書發佈會,成了<<明報>>的新聞﹙06年11月7日﹚。這本《龍應台的香港筆記@沙灣徑25號》是龍應台自言的一本自己向香港交出的作業:「這是一本為香港而寫,為香港而出版,為香港而存的一本書,紀念一個外來作家與香港的緣份。」全書分成三部份,有﹙一﹚對關於香港的重要公共議題的探討、質疑和知識批判;﹙二﹚對香港人性格的細緻觀察的隨筆,也有其住茲念茲的生活抒情文;﹙三﹚收錄了龍這三年在港期間的讀者來信。按著文化研究大師Stuart Hall的歸類,我向來視龍應台為文化研究領域的結構主義者﹙Structuralist﹚,站在文化分析的高地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叫誰都不能詐看不見。今回的一句「香港你往哪裡去?」,正正式式將野火在香港的廢墟中再次燃燒。

在西九的爭論中,龍仍然是諍諍風骨:「沒有全面的研究調查,沒有宏觀的文化藍圖,也渾身不談香港的文化定位,就把西九龍交給財團去自由發揮。財團怎麼做呢?他關心香港的藝術發展嗎?他暸解香港的文化潛能和文化困境嗎?他有文化的前膽能力嗎?他對邊緣人、小市民的文化公民權要負起責任嗎?﹙p.29﹚」是其是,非其非,一樣鏗鏘有力,當然還有「中環價值」的壟斷論。龍應台的詮釋功夫,厲害之處是將Asia’s world city的風光背後的藏污納垢,一語道破:「中環代表了香港,「中環價值」壟斷了、代表了香港價值:在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裡追求個人財富、講究商業競爭,以經濟、致富、效率、發展、全球化」作為社會進步的指標。而這種壟斷性的中環價值,不單向遊客而言如是,對本地香港土生土長的人也如是:「香港裡面的人,也有許多人看不見中環以外的香港,也把中環價值當作唯一的價值在堅持。﹙p.22﹚」

<<女流>>的行行重行行

龍應台大名頂頂,一篇文章能夠問候香港百年劣根性,在華人社會可謂無出其右。不過,我想龍都會同意,「呼喚公民運動的開展」不是一支健筆就可以成就,在社會上的各方各面大大小小粗粗幼幼的行行重行行,都是同樣重要。

在《龍應台的香港筆記@沙灣徑25號》出版之日,也是《女流》再生復刊之時。這本有14年歷史的本土女性主義刊物在沒有幾多個媒體報導下,已經正式復刊了。應該說是又再復刊了。第一次停刊,是1992年10月;第一次復刊是1996年9月,花上了4年時間的醞釀和準備,再戰江湖;第二次停刊,是2002年4月,而第二次復刊就是到了今天﹙06年10月﹚,也是花了4年時間的反覆討論,才「屢停屢復」。顯然,誰都無法保証有沒有第三次的停刊和復刊「後現代性」的出現……。只是,我,仍然願意,默默的,見証著<<女流>>的「後現代性」的乍現。

如果現代性的認知框架是在秩序與混亂、正常與反常、中心與邊緣的二元對立之中,那麼《女流》也應該在停刊與復刊之中,不斷看偏,以致飽受挫折。對於<<女流>>,我總是極盡浪漫之能事,並且竭力提升後至現代的思想層面,後現代性所關注的,正是這種二元對立中不斷擴大的「灰色狀態」,也恰恰是從這個灰色狀況出發,是求進行創造,並使自身永遠陷入不穩定的更新狀態的原動力。Bauman對後現代的理解,可謂是「悲觀的樂觀主義者」,他以為活在後現代的世界中,人類世界的混亂狀態不是一個暫時的、可修理的狀態,這種狀態也並非遲早要被有秩序的、系統的、理性的規則所代替;事實上,相反的是,這種混亂狀態將會持續存在,因為我們在這個世界上創造出來的任何秩序和系統在受到進一步之前都是脆弱的。於是乎,我們不僅要學會與尚未解釋的事實和行為共存,還要學會與無法解釋的事實和行為共存,而這正是構成了我們在困境中堅強、不可磨滅的主要部份。簡言之,後現代性需要表達的恰恰是這種不確定、模稜兩可、不可捉摸、不可表達、不可設定以及不可化約的思想模式和事物狀態。每當我遇上《女流》的焦慮、脫位和失卻方向時,我都視之為「作為讀者的新奇體驗」,靜待著她們自身社會位置的重新評估、對她們集體發揮功能的重新定位,以及她們新策略的構想。

《女流》是一本有態度的雜誌,將自己定位為「一份具批判性的女性主義運動刊物」。從「我們所有的努力,都是為了多一點屬於女性的異議微聲」,到「女性視點的供應商」和「時代前沿的觀察者」。她始終如一的以「新銳」的旗幟勵志奮進,為香港社會的mainstream和malestream注入了一種嶄新的精神氣質,並在引領主流的過程中,使自己成長為主流的一份子。今回復刊,就帶來了一個新點子:開放空間給社區婦女,通過文字或圖像表達他們的聲音,甚至把社區事情報告出來。在「基層婦女媒體實踐的力量和可能性」的構思中,我樂觀地靜候民間女記者的自我發現,以致能發現社區的種種敘述,哪管是微少和細碎的。因為這將是一種重拾詮釋者角色的開始,我隱隱然感到女流的體溫 — 她敏感的神經連接到這個社會女性奔流不息的情感冷暖,使?史也因此成為有生命的?史。

雖然眼前的現實是「龍應台論述很精彩,<<女流>>的復刊很無奈」的社會熱情落差,但在Bauman的詮釋者的知識份子視角下,龍應台和<<女流>>在公民社會的重量應該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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