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韋雲
曾幾何時，婦女解放是五四運動的一個中心思想。那時，全國各地大批婦女支持這場愛國運動及參與推動新文化運動。可是，今天回望五四90周年， 婦女問題卻在有關五四的論述中消失，只剩下有關民主科學的訴求。本文期望重新發掘五四運動中的婦女聲音，並追尋其在日後宏大國族敘事及國家發展中逐漸消失 的歷史痕跡。
中國婦女運動的歷史軌跡
19世紀末，婦女解放理論漸影響全世界，當時中國社會正遭到西方列強的壓迫，激起了對西方現代化國家的美好想像。戊戌變法中，維新人士提出浪費女子 力量是中國積弱的原因之一，故要讓女子受教育，廢除纏足，興辦女學。在1901─1911年間創辦的近30種婦女報刊，控訴封建制度對婦女的迫害，探討婦 女解放與國家興亡的關係。
至辛亥革命，婦女已不滿足於只做賢妻良母，被號召投身民族、民主革命鬥爭中，並以此為自身解放的基礎。當時已有女子軍事團、女子参政同盟會等組織成 立。陳天華的《警世鐘》表示「中國人四萬萬，婦女居了一半，亡國的慘禍，女子和男子一樣，一齊都要受的。那就國的責任，也應和男子一樣，一定要擔任的。」 當時的秋瑾， 除投身推翻滿清的革命， 同時倡導男女平等， 創辦女報、女學及女子體育會。中國同盟會的唐群英， 亦於1912年組織遊行集會及衝擊議會， 爭取在憲法中確立男女平等。積極參加革命的女性，都希望推翻清政府， 爭取女權， 成立女子參政會。然而， 當婦女欲通過國家主義進入政治領域， 卻受到打擊。革命後， 國民黨為了協調各方勢力， 拒絕支持1912臨時憲法中的婦女投票權， 令當時女革命黨人深感被出賣， 女權竟成為男性勢力交涉的籌碼。
五四中的婦女抗爭及文化運動
隨著工業的發展和女子教育的普及，中國城市的女學生及女工的人數激增，女性的力量逐漸强大。五四時期，婦女熱烈參與反帝反封建及爭取博愛平等自由的 民主運動。在全國各地的示威運動中，大批婦女高舉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旗幟，與年輕男性一同聯群結隊到處喚醒民眾，使五四運動如燎原之火，蔓延全國。
同時， 婦女要求與男性受同等的教育的權利，向各大學一再呈文請求，廣泛展開「大學開女禁」運動。在1918年至1919年間， 私立嶺南大學、南京高等師范、北京大學等校都陸續招收女生，實行男女同校。至1920年，各大學及專門學校都已開放女禁。從此，女子求學的機會大增， 女子入學人數亦一日千里。女子學校使年輕女性擺脫家庭的控制， 與其他女性一起感染新思潮， 成為五四運動中的婦女力量。當時許多女學生在參加五四示威遊行和抵制日貨以外，也開始反抗支持傳統婦德價值的學校， 有些女生剪短髮表明擺脫傳統， 一些則動員學生會廢除修身課(註1)。
婦女亦要求「社交公開」與「婚姻自決」。當時到處上演《娜拉》的出走故事，宣傳活動都高叫著「不做玩物」、「要人格」、「要自由」的呼聲。大家認為 封建的舊家庭，正是婦女解放的障礙之一。許多婦女以行動反抗封建家庭及拒絕買賣式的舊婚姻。男女同校亦正好打破了男女交往的社會壁壘，這時陸續出現自由擇 偶婚姻和合意同居， 熾熱的性革命對城市造成衝擊，亦帶來公眾對生育控制、妓女及性病等議題的關注。婦女們更進一步走上組織的道路， 聯合各地組成婦女聯合會，令本來各不相干的婦女們，為著共同的利益而奮鬥。
五四時期， 幾乎所有自認是進步男性學者都有文章談論婦女解放，似乎「解放婦女」是自己義不容辭的職責。這些有影響力的學者文人， 大多把解放婦女與民族自強聯系在一起， 從宏大的民族敘事去認識婦女問題。 其中李大釗最多著作， 持續介紹歐洲女權運動的成果，亦專論婦女解放和中國社會民主的關係， 他提出「只有實現婦女解放， 真正的民主才能實現， 沒有婦女解放的民主， 絕不是真正的民主。」陳獨秀的《新青年》雜誌， 這份影響當代年青人的刊物， 亦提出了婦女解放的口號，認為婦女解放與政治、經濟、宗教的解放同等重要。
在「男性」的民族解放運動中掙扎
男性把女性視為實現國家的工具， 女性亦把國家主義視為實現爭取平等目標的工具。此後， 五四的婦女運動仍繼續產生影響。1921年便有婦女參政運動， 婦女組織參政同盟會，要求與男子享有同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廣東及北京的婦女都為爭取在憲法上加上男女平等的條文而進行了遊行抗爭，得到各地響應，聲勢 浩大。國民黨終於在1924年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中確立「於法律上、教育上、社會上確認男女平等的原則」的規定。
另方面， 共產黨的男性領導人亦開始積極考慮女性入黨問題。 1921年共產黨的57個黨員中，僅有2位女性， 至1925年， 已成功招募近100名婦女入黨。當時的婦女也認為中國共產黨是反抗包辦婚姻和創造新性別角色的支持者， 願意加入組織早期的傑出女性共產黨員，例如向警予、 楊之華等都是極力拒絕傳統婚姻家庭的束縛， 亦先後與多位男性共產黨員自由戀愛。
可是， 共產黨人雖然以激進的性別改革挑戰傳統父權， 卻在自己的革命組織內複製傳統性別制度， 即使婦女開始加入共產黨，男性仍掌握最高權力及壟斷話語權。例如向警予雖然領導婦女部， 努力推動黨內婦女參與及提升地位， 可是 婦女在婦女部之外擔任職務是十分困難。高君曼創辦的婦女雜誌及上海平民女子學校，卻是由男黨員擔任雜誌編輯及女校校長。不管這些女黨員的貢獻如何， 她們甚少獲得黨內的獨立地位， 她們大都是透過與黨政府的高層領導人的婚姻關係而獲得參與政治的非正式權力。
男性關於婦女解放的宣言， 不必然轉變為更平等的性別關係， 男性與女性共同攜手打倒壓制他們的父權， 卻沒反省到自己的男權本質。婦女的傳統角色仍深深影響女性共產黨人的政治身份，她們的職責傾向延續女性作為照顧者的角色， 例如擔任會議的後勤， 管理中央委員會的日常事務。她們期望社會主義國家通過建立托兒所和食堂來減輕她們的職責， 而非要求丈夫重新分配家務責任。為了全時間參政，為了成為重要領導人， 婦女的選擇相當有限， 向警予和楊之華要把孩子送給親戚撫養， 鄧穎超和劉清揚則不要孩子。
婦女解放的主流化及邊緣化
毛澤東自豪地說「男女都一樣， 男同志能辦到的， 女同志也能辦到。」新中國成立後，以國家力量推行男女平等， 並以男性為標準推行婦女政策。 1949年9月27日的《共同綱領》，確立了男女平等的原則，規定「中國人民共和國廢除束縛婦女的封建制度。婦女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社會生活各方 面，均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力。」中國全國婦女聯合會(婦聯)亦於同年成立，並在地方建立各級組織， 成為一個主流化的國家中央機制， 全面代表和維護婦女權益， 促進國家的男女平等。
婦女解放是近百中國現代化歷史的重要內容，但她不同於歐美女性主義一開始便衝擊現代民族國家制度內的父權、男權結構， 中國的女權運動卻與民族國家的確立有著複雜的糾纏。共產政權承接五四新文化運動所開啟的歷史，充分動員和組織婦女勞動力， 並以此實現戰後重建及開啟中國全面工業化進程。在國家體制包辦一切，五四婦運意識失蹤，民間組織及異見消聲匿跡，在國家宣傳的婦女半邊天美好景象下，中國 婦女於共產政權的帶領下「完成」了在政治、經濟、 法律層面的「全面解放」， 似乎已達到國家所謂的「男女平等」。
新文化女權運動所反對的男尊女卑及爭取性解放等挑戰社會性別等級關係的議題，在後來的國家民族主義話語及有關運動中被邊緣化。自1978年中國推行 經濟的改革開放， 婦女權益卻正在持續地萎縮， 所謂現代化，不過是資本主義文化及男權秩序的重建， 中國婦女解放的道路， 又再面臨重大的挑戰。
註1：修身課是教導女學生怎樣作女性打扮和舉止的課堂。
參考資料：
1. 柯臨清(2007) 〈共產黨早期組織中的性別和性別政治〉，游鑑明、羅梅君、史明編《共和時代的中國婦女》，左岸出版社，頁87-128
2. 李小江(2006)〈為中國婦女解放鳴鑼開道〉《女人讀書─女性/性別研究代表專讀》，江蘇人民出版社，頁128-142
3. 戴錦華(2006) 〈「女人」的故事─一段劇變的歷史〉《性別中國》，麥田出版社，頁27-56
